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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3日下午，春寒料峭，天空飘着毛毛小雨。在观澜高尔夫球场上，徐翠娟不停地跑来跑去，捡球，拿衣服，挥汗如雨的她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是全国的山地车赛冠军。 这是徐翠娟来深圳的第十个春天，这个春天，对于她来说依然是个寒冬，看不到维权的丝毫希望。 9年前，她曾三次夺得全国山地自行车赛冠军，并于2002年带队为深圳夺得18枚省运会金牌，2003年，由于深圳有关部门没有兑现当初给她的承诺，现在身为打工妹的她无奈地四处上访—— 曾经一连串的奖项为她带来的鲜花和掌声，如今成了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8年来，她带着满身的伤痛，踏上了漫漫的维权之路，奔走于体育局、信访办，人大、总工会，妇联……能够上访的地方，她都去了，能想到的办法，她都努力了，但原深圳市体育局相关领导当初的承诺，仍得不到任何落实…… 现年33岁、原籍山东省充州县的深圳山地单车队前选手徐翠娟，1995年是山西体育工作大队编制内的山地单车队职业运动员，曾代表山西取得多个奖项，并于1998年代表国家队参赛。 “1999年底，深圳成立了自行车队，深圳市体育学校时任教练的李志强把我从山西请了过来。他当时对我说，我们这支队伍是体委直接管辖的体工队，不仅能够把我的工作关系从山西调过来，每月还有3000元的工资，还能让我续读本科(来深圳之前我是山西大学一名大专院校的在读生，还有半年毕业)，拿到冠军有10000元不等的奖金……当时我真是好开心！”徐翠娟讲述时，几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在2000年到2003年期间，她用汗水换来了一连串荣誉：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山地自行车赛冠军，带领深圳自行车队在2002年省运会获得18枚金牌，在成年组女子山地车个人计时赛上，她和另外两名队员包揽了前三名。 2001年3月12日，刚获得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第一站总冠军的徐翠娟又参加了第二站总决赛。比赛前一天试用场地，她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了下来，后来去医院嘴唇给缝了四针。第二天，比赛时，嘴唇上的伤口火辣辣地疼，难以进食，只能喝稀饭。但她还是一咬牙，让人把她扶上自行车，最后得了铜牌。虽然第二站没拿到冠军，但两站的成绩合并，她仍获得当年的总冠军。 2003年冬天，迎接徐翠娟的不再是掌声和鲜花，而是深圳自行车队散伙的通知。徐翠娟惊呆了，一脸茫然地找到教练。教练告诉她：“年轻队员都调到省队去了，你年纪大，省队没要！”教练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令徐翠娟脑海一片空白。好好的车队怎么说解散就解散呢？ 徐翠娟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无助的她到深圳市体委寻求退役后的补偿，体委给她的答复是：政策不支持，因为你是一个学生。为了推翻这一说法，徐翠娟向记者出示了当初不是以学生身份参赛的证明，记者从她当初的户口簿和参赛的吊牌来看，当初她确实是以深圳职业运动员的身份参赛的。 徐翠娟说：“如果当时我的工作关系按政策落实了，那么现在也不会存在政策不支持，按照体工队的标准，我的退役费应该有20万元之多。他们说我一直是以学生身份参赛，所以三年的全国冠军没有一分钱奖金，退役后也没有退役费。可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我是一名深圳体校的学生。在山西我已经是省体工队的队员，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在竞技体育比赛拿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是可以免试上国内的体育院校的。如果事先知道情况是这样，我怎么可能到只能发中专文凭的深圳业余体校来呢？” “我来到深圳体校既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也没有上过一天课。带队参赛的那三年，体委每月仅发给我800元工资。现在我也是拿山西大学的毕业证书在工作上使用，至今没有深圳体校的毕业证书，怎么能说我是深圳体校的学生呢？”徐翠娟讲起这些事的时候很激动。 后来，徐翠娟花了500元，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直至后来，一名好心的同事给她找了一份高尔夫球场的工作。每月工资除去房租，剩下的勉强够生活。因怕丢饭碗，连生了病也不敢说。目前，医院确诊她患上了严重腰脊椎病，软组织钙化状况严重，脊椎旋转错位，基本无法完全恢复，即使这样，她也只谎称家里有事，自己悄悄在医院住了10天，“如果让单位知道这事，可能就会影响到我明年的续聘！” 徐翠娟说，唯一幸运的是，她认识了同在观澜高尔夫球场工作的胡星，二人相恋，于2005年结婚。 2007年，一位热心的香港商人获悉她的处境后，深表同情，愿资助她去香港生小孩。夫妇为此十分高兴，胡星说：“孩子在香港出生第二天就顺利上了香港居民户口。” 8年来，她带着满身的伤痛，踏上了漫漫的维权之路，奔走于体育局、信访办，人大、总工会，妇联……能够上访的地方，她都去了，能想到的办法，她都努力了，但事情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令她欣慰的是，2006年，一位分管的副市长对她的问题进行了批示，让财政、劳动、人事、体委协商解决。此后，深圳市相关部门除了为她解决了3000元医药费外，其他要么在研究，要么就不是在解决之列，久拖未决。 “为深圳拿了那么多冠军，争了那么多荣誉，我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希望深圳体育局相关领导兑现当初的承诺，得到我应有的回报，大运会即将开幕，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还在其他运动员身上发生。”徐翠娟的眼泪一个劲儿地流。 3月23日，记者决定和徐翠娟夫妇再次来到她当年训练的深圳市体育学校和原深圳市体育局（现改制为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再次投诉相关情况。其实在此之前，记者就曾电话采访了相关工作人员，但那里的人都以工作忙为由，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 当天10时，记者和徐翠娟来到深圳市体育大厦，这里原是深圳市体育局的办公楼。工作人员说，原深圳市体育局与深圳市旅游局合并为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办公地点搬到了市民中心。记者随后来到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人事处，该处一位姓闫的负责人接待了记者一行，这位负责人说，关于徐翠娟的事，他略知一二，由于当年徐参赛时，没有在人事处备案，所以，现在不属他们管理。当徐翠娟出示当年原深圳市体育局发的每个月800元的工资存册时，这位负责人称，这个要找当年负责管理此事的领导。当得知当年的领导退休了，徐的眼里再次露出无助与失望。 随后，记者与徐翠娟夫妇来到该局办公室，该室一位负责人听完后表示，如徐翠娟有什么要局里解决的，可以写报告，他可以呈交给相关领导，如领导批了，一切都好办。对此，徐翠娟反驳道：“教育局受理我的报告已不知有多少次了，为什么就是不批呢？！” 下午4时许，徐翠娟又一次伤心地离开了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一趟趟的上访之路，一次次被推诿，她回头望望原深圳市体育局的大门，又扭头快步走入细细的雨帘中……生活还要继续，她只能把苦和冤咽进肚子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