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休闲报 高尔夫周刊》 文／本刊记者 史卉 图／王立明 在中国高尔夫圈子里，郑军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他办商业化的职业赛不报中高协审批，另辟蹊径通过地方政府和体育局落地。但他又以法律为武器，无论过程如何波折，最后总能把赛事办成。有人说，他就是中国高尔夫界的“堂吉诃德” 师从张连伟 1993年，26岁的郑军从日本回到老家重庆担任中日合资通讯公司的日方代表。彼时，郑军赴日留学三年半，在东海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学业并没有完成。“你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吗？”郑军说。所以，为了挣钱，当郑军接到中日合资通讯公司的邀请时，毫不犹豫地回国了。 郑军在通讯业做得风生水起，很快就挣到了第一桶金。 有一次，郑军在深圳出差，在酒店里看到《中国高尔夫》杂志，封面是当时中国最火的球手——张连伟和程军，旁边还有大标题《中国双雄》。郑军一下子就涌出学打高尔夫的念头。留学时他就发现，高尔夫在日本很流行，他打工的那家餐厅老板还带他打过一次练习场。而在中国，别说球友了，连球场都是个稀罕物。也正是因为稀少，郑军才想赶这个时髦。 《中国高尔夫》杂志的尾页上印有国内各大球场的联系电话，郑军抄起电话就给张连伟和程军所在的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以下简称“深高”)打过去。既然要学球，那就要跟中国打得最好的人学。深高接电话的是时任运作部经理的范译丹，她说程军出去比赛了，深高现在只有张连伟在，要学球就马上过来。 郑军已经在日本的练习场学过最基本的握杆、站位，张连伟的教学方法很奇怪，跳过初学者必须经过的练习场这一关，直接带着郑军下场。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张连伟带着郑军把深高、宝日高尔夫俱乐部(现变更为深圳聚豪会高尔夫球会)、西丽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东莞长安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都打了一遍。郑军模仿能力强，跟着张连伟边打边记要领。 郑军跟张连伟学了两年球，但由于张连伟比赛繁多， 这两年郑军学得并不系统，用“断断续续”来形容更为恰当。因而， 张连伟自己也说： “ 我是郑军的老师，但不是师傅。” 1995年底，郑军遇到了真正的师傅丘水明。香港人丘水明1973年入行，曾是香港最优秀的职业球员，后来去成都牧马山高尔夫球会当总教练，而郑军是牧马山球场的第一批会员。丘水明既教郑军球技，也教他高尔夫文化和管理。 郑军对高尔夫极其痴迷。平日他要在通讯公司正常上班，星期五司机把他从重庆送到成都，就住在球会里，打两天球，除了每天至少打36洞外，还要单练开球、沙坑、果岭，等到星期天晚上再从成都回重庆。 当时，重庆和成都还没有通高速公路，开车单程就是七八个小时。有了高速后，时间缩短为2小时45分钟。郑军曾对司机说：“你开快点，要是2小时45分钟到不了，明天你就别干了。”郑军本是玩笑话，司机却当了真，一阵猛开，到了目的地后擦擦额头上的汗，严肃地对郑军说：“你不能这样弄，会出安全事故的。”虽是玩笑，却也能看出郑军打球的心有多迫切。 张连伟、程军等中国第一批职业球员多是苦行僧思维，认为成绩就是练出来，以手上的老茧、背上拔火罐的印记为荣。郑军向榜样学习，也是个练球疯子。他在练习场没完没了地挥杆，而球童都想早点下班。他打出一颗球后问球童打了多少码，“狡猾”的球童先反问他是用几号铁打的，然后再报码数。球童再清楚不过，如果郑军7号铁打了150码肯定不满意，不打170码誓不罢休，那自己下班时间就是个未知数，所以不管他打了多少码，7号铁直接就报170码，8号铁报150码。 郑军不止一次强调，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源于爱打高尔夫。 球场梦碎 1997年，郑军萌生了自己建重庆第一座高尔夫球场的想法。那一年，VOLVO中国巡回赛的最后一站在牧马山球会举办，戴耀宗来了。 戴耀宗1984年出任大陆第一家高尔夫球会——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的总经理，1994年又在香港创建了富通环球有限公司。富通环球是家专业的高尔夫推广公司，1995年富通公司联合中高协和VOLVO赛事管理公司，首次将国际职业高尔夫赛事引入中国，举办了VOLVO中国巡回赛和中国公开赛。 郑军问戴耀宗做一家球场要多少钱，戴耀宗不经意地吐出一句话：“你有1500万吗？”郑军真有这么多钱，他银行卡上的数字比1500万还多。从成都回到重庆，郑军立马从通讯公司辞职，开始找地、立项，打造重庆第一家高尔夫球场，即后来的重庆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其实，郑军建球场的准备并不充分。 用郑军的发小文培的话来说，“郑军是为了喝牛奶而养了一头奶牛” 。这和钱无关，在上世纪90年代凭郑军拥有的现金和资源足以建成一座不错的球场，问题出在建球场的“概念”上，他没有分清楚爱好和实际操作天差地别。商业操作有时间点前后、轻重缓急，而团队在哪里？和当地相关部门怎样打交道？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球场？建好后怎样运营？郑军什么都不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注定了这个项目磕磕绊绊，进度缓慢。 压倒郑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重庆规划中的一条高速公路要穿过球场，这等于整个球场就废了。郑军协调了很久，高速公路最终改道，但又因此而产生一系列矛盾，迫不得已开始打官司。其中的具体细节，他已不愿再多谈。 2001年郑军决定卖球场，两年后彻底脱手，当时球场刚建完练习场和6个洞。卖球场他没有挣到钱，仅仅是把实打实投入的钱收回而已。至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彻底打水漂了。 郑军反复提到了“梦想”，他说：“我把球场当成自己30岁的献礼。生意人攻守兼备，有爱好的人勇往直前。年轻人爱做梦，总觉得世界是我的！既然是追梦，就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 现在郑军可以用自嘲地口吻谈及往事，但当时他痛苦到逃离重庆，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想回去，也不愿面对当年的人人事事。 从业余赛起步 从2001年打官司开始，烦心的郑军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都泡在日本。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在进行高尔夫“游学”。所有的朋友和当年留学期间的老师、同学都看出他的心情很差，劝他走出来，不用总盯着建球场。有位挚友给他开拓了新思路：“你能不能做比赛？中国高尔夫的发展比日本相差四十年，你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回去都可以用，现成的老师啊。” 郑军在日本看了很多场日巡赛，也打过不少俱乐部自己办的会员赛，但是至于自己做比赛，他还是晕头晕脑：“比赛那么多，我做哪一类的比赛？做商业赛要多少钱？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有了成功的案例，才会有更多的比赛找上门来。所以，我决定从入手相对容易的业余赛开始做。” 2004年，郑军创建了西南五省市业余高尔夫联赛(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他对办业余赛有个很清楚的判定：一定要紧紧依靠球会。那时候的球会也喜欢办业余赛事，有政界、商界人士来捧场，未来之星活跃在自家的球场上，还能吸收到赛事公司的新理念，何乐而不为？承接第一站比赛的成都青城山高尔夫俱乐部就没收郑军一分钱。 刚创立的比赛很难找到赞助商，首战比赛郑军自掏腰包几十万，主要用来买奖品和物料。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钱，但郑军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球包只要有一点磨损，就犹如要了他的命，立马换新的。郑军的公司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谁要是看上了郑总的手机，就悄悄上去划一道，他肯定马上就送人了。 郑军把完美主义精神用到办了比赛上，什么都要求最好的，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他找到深圳某家高尔夫服饰有限公司为比赛定做衣服，从面料到款式，都要求最好的，直到现在球场上还能看到球友穿着十年前郑军定制的比赛服。这家公司的老板当年可是被郑军折磨得够呛，一双手套能返工四五次。 第一站西南五省市业余高尔夫联赛的展板上，赞助商都是响当当的大品牌，三菱、普利司通等等。其实，赞助商并不名副其实，他们没有出钱，郑军为了未来市场而把这场比赛的商业价值做得漂漂亮亮，征得品牌同意后把他们的名字列了上去，品牌当然也乐于得到免费的宣传机会。 第一站比赛办得很成功。承办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的朝向集团总经理陈朝行对郑军说：“你在西部把比赛做好，我们遥相呼应。”业巡赛当时就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业余赛事，陈朝行的话无疑给郑军打了一剂强心针。 仅过了一年，西南五省市业余高尔夫联赛就升级成西部巡回赛，湖南、湖北等省份都要求加入。“那年第一站在长沙青竹湖，开赛那天，凌晨五点半起来，瓢泼大雨，但到七点半开球，阳光普照。”郑军对西部巡回赛的开局记忆犹新。 再后来，西部巡回赛扩展成11省市联赛。而郑军却离开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比赛——职业赛，而且要依托国外成熟的巡回赛来做职业赛。 领命而去 2007年，郑军在北京万柳高尔夫球会见到了时任中高协常务副秘书长李勇。李勇的脑子里有一张蓝图，把中国高尔夫的未来，尤其是赛事方面，规划得清清楚楚。郑军和他聊得很投缘。 郑军回忆：“李勇对我说了中高协准备着手两件大事，一是要办大中巡，二是要打开和世界六大巡回赛组织的交流之路。”由于郑军和日巡赛的关系很好，李勇委托郑军去搭桥建立日巡赛和中高协的合作关系，还出具了介绍函，盖了中高协的公章。郑军兴冲冲地领命而去，觉得为国家做事充满了自豪感，“我是被中高协授权的志愿者”。 说到郑军和日巡赛的关系，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东京上野御徒町，是著名的高尔夫一条街，其中有一家名为Kotobuki的球具连锁店。从1998年开始，郑军每年都要光顾几次Kotobuki球具店。他经常换球杆，只要有一支杆用得不顺手，就会把整套杆都换掉。而且，他一旦迷恋上某一品牌，那段时间内不仅球杆是该品牌的，就连衣服、手套、鞋子也都必须是该品牌。这样一来，郑军每年都要在Kotobuki球具店大量消费。 到了2002年，“大财主”郑军的消费额度引起了Kotobuki老板的重视，他亲自接待了郑军，又发展为挚友。Kotobuki是日巡赛的赞助商，热心的老板给郑军引见了日巡赛官员。由于郑军的理念和日巡赛很合拍，后来郑军的ISM公司成为日巡赛授权的中国惟一合作公司。 2007年在华彬高尔夫俱乐部举办的北京公开赛是中高协和亚巡赛共同认证的比赛，华彬集团董事局主席严彬在筹划2008年赛事的时候找到郑军，他想把赛事升级为日巡赛。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日巡赛首次走出国门举办海外赛，2008北京公开赛成为中高协、亚巡赛和日巡赛三方认证的比赛。 参赛球员张连伟说：“日本有很多大企业在中国，我觉得他们应该愿意在中国推广日巡赛。好多年前，我对日巡赛主席说，希望日巡到中国来。那一年，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非常激动，因为我以前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 好景不长，2009年北京公开赛未能如期举办。这一切，都源于2009年亚洲高坛的大地震。 亚巡赛官员林盈翔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过2008年北京会议不欢而散的经过：“起初，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四方和亚巡赛想联合起来每年举办4站亚洲锦标赛，结果没有谈拢，因为同一亚洲将由一家运作公司来控制，亚巡赛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另立山头成立同一亚洲巡回赛，亚巡赛被“赶”出中国。体育总局小球中心主任张小宁甚至曾公开说过：“我不知道亚巡赛是什么组织！”语惊四座。 具体到2009年北京公开赛，华彬集团的意思是办比赛要有商业上的契约精神，按照原来谈好的，比赛还是亚巡赛和日巡赛认证。而中高协坚持一定要日本加入同一亚洲、亚巡赛退出，才同意办北京公开赛。双方争执到极点，中高协亮出杀手锏：北京公开赛的主办者是中高协，而且英文版本上白纸黑字写着赛事的拥有者也是中高协。华彬觉得这样对整个赛事的运作不利，终止了比赛计划。 当时李勇已经离开中高协，转而去做高尔夫视频网站。筹办2009北京公开赛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郑军觉出和新上任的领导谈不到一起去。等到中巡赛之死，更是坚定了郑军的看法。 “好多事情我不能理解。第一，作为中巡赛的推广单位，我们ISM公司找了好几个赞助商来顶中巡赛。但是我们2009年6月在浙江安吉龙王溪乡村俱乐部办完东风日产天籁高尔夫公开赛后，中高协领导找我谈话，说不用再做中巡赛了，他们想用另外的比赛来代替中巡赛；第二，中高协让我停止跟日巡赛的谈判，因为有同一亚洲了，既然日本不加入，就不和他们合作；第三，所有的比赛都是中高协主办的比赛，必须中高协同意才能举办。我觉得这么说不对，谁有比赛商业推广的权益，谁才是主办方。球员的肖像权、电视转播权是谁的？如果是中高协的，主赞助商肯定不同意啊。” 在此情况下，郑军决定自己办比赛。用中高协某位领导的话说，从此他成了“不被中高协授权的志愿者”。 不被授权的志愿者 万事开头难。2010年凯美瑞职业邀请赛是郑军迄今觉得办得最困难的一场比赛。凯美瑞职业邀请赛开了一条先河：这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外国巡回赛(日巡赛)和地方体育局(广东体育局)合作举行的高尔夫职业邀请赛，绕开了中高协。在此之前，中国高尔夫发展二十五年来，所有的国际职业比赛，都是由中高协主办。 这意味着，郑军和中高协彻底“决裂”。 郑军当时的心态也很纠结。如果和中高协合作，凯美瑞职业邀请赛就要变成中锦赛或挑战赛中的一站，而凯美瑞是日巡赛旗下的海外系列赛，由于同一亚洲的缘故，中高协不愿和日巡赛合作。郑军和中高协的冲突点，是对整个赛事现状、未来发展理念不一致，他觉得中高协应该把权力尽量让给赞助商、球员和市场。 郑军去北京和中高协谈判，“我找中高协谈过，但是他们不能请到我想要的球手，也不让我办这个比赛。我说：‘我这个是活动，不叫比赛。我办活动总可以吧？’他又说：‘活动也不行。’我急了，最后撂了一句：‘活动不在你们管的范围内。’”这是场不愉快的对话，郑军后来甚至和中高协的某领导发生了身体冲突。 为了确认自己避开中高协办比赛的可行性，郑军做了详细的调研。他见了业内的前辈、赛事公司同行，还有媒体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他：“你只要第一次做成了，以后就都成了。” 从法理上来看，郑军完全站得住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文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兴办和支持体育事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自筹资金发展体育事业，鼓励组织和个人对体育事业的捐赠和赞助。郑军把凯美瑞职业邀请赛定义为“一场商业化的职业比赛”。郑军的ISM公司有三个强大的律师团，分别位于中国大陆、香港和日本。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中高协非要‘破坏’，我就坚决和他们打官司。”从北京回到广州后，郑军向广东省的相关部门及在广东的老领导们进行了汇报。他们表态会全程参加活动，这样的商业模式很好，要坚持做下去。郑军彻底如释重负。 2010年6月28日，凯美瑞职业邀请赛如期开幕。一共78名球手参赛，4天的比赛不设淘汰线。日本一共来了22名选手，包括日巡赛一代球王高桥胜成、后起之秀小山内护；中国台湾高手有林文堂、吕文德、詹益信等；中国球手以张连伟挂帅，古翠林、高磊等悉数应战。而郑军的老朋友，当年杂志上的“中国双雄”之一程军，则是比赛的副秘书长。他坦率地说，自己就是冲着郑军来的。 郑军、球手、赞助商在这厢欢天喜地，中高协却在那厢恼怒不已。他们认定凯美瑞职业邀请赛是“非法”比赛，表态下不为例，而张连伟等几名参赛的中国球手受到了禁赛一场的处罚。 接下来的两年，凯美瑞职业邀请赛又在广东清远狮子湖高尔夫俱乐部和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办了两届，采取的方式和首届一样：跟地方政府合作。过程未必顺利，结果却大获成功，也给球场带来一系列的益处。 越走越勇 5100·美兰海南邀请赛是2012年中国高尔夫赛季的尾声。这是一场特别的比赛，因为它打上了“亚巡赛二级巡回赛(ADT)”的标签——中高协的敏感词，主办方是海南省高协和郑军的ISM公司。 对于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攒积分的中国职业球员来说，参加5100·美兰海南邀请赛是件非常“合算”的事情，冠军将获得2013年ADT巡回赛全年参赛卡及亚巡赛参赛资格。 要知道，亚巡赛的冠军积分是16分，ADT巡回赛冠军积分也有6分，和同一亚洲的冠军一样。 郑军承办ADT巡回赛的初衷，就是在家门口为中国球员打开通往奥运会的便捷之门。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连续办了三年凯美瑞职业邀请赛，中高协那边这次应该风平浪静了，谁知差一点就夭折了。 海南省文体厅非常支持郑军在美兰球场办职业邀请赛，但是中高协某领导两赴海南找文体厅谈，明确表态这个比赛不准举办。 郑军说：“海南省文体厅官员在约见我的时候，出示了中高协发来的公文，大致意思是中国不是亚巡赛的成员国，该赛事的举办会扰乱中国高尔夫正常的竞赛体系，并对中国高尔夫未来的发展带来伤害，希望文体厅终止这场比赛。” 最终，海南省领导拍板：“做！这对海南省国际旅游岛的形象建设有利，将来我们还要做更大的比赛！”不过，为了避免激化和中高协之间的矛盾，海南省文体厅官员建议比赛宣传时规避“亚巡赛”这个敏感词，郑军同意了。 到了今年6月在成都观岭球会进行的长安福特新蒙迪欧公开赛，境况和一年半以前如出一辙。这是ISM公司和日巡赛、亚巡赛合作的特别系列赛，郑军绕开了中高协，通过四川省体育局、四川省高协落地。 开赛前三周，中高协分别给四川省体育局、日巡赛和亚巡赛去函，说这是一场非法比赛，请立即停止举办。郑军看到了英文版函件，又好气又好笑，说：“我数了数，一共有七处英文错误，‘Japan Golf Tour’都写成了‘Japanese Golf Tour’，他们这是做贼心虚吗？” 日巡赛和亚巡赛回复中高协说这是一场商业比赛，中国已经加入WTO，商业赛是开放的，我们没有破坏和中高协的关系。巡回赛的宗旨是让球员有更多的比赛可打，如果能满足赞助商的要求，我们都会派球员参赛。 四川省体育局不想得罪中高协的上级管理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小球管理中心，毕竟大家都在一个系统之内。但是，他们又很想举办长安福特新蒙迪欧公开赛，就希望郑军去北京“公关”。 时隔五年，郑军再次进入中高协某领导的办公室。郑军已经做好了“理论”的准备，律师团队也准备了长达6页的相关法律支持文件。出乎郑军意料的是，他刚一开口，某领导就直接说支持长安福特新蒙迪欧公开赛。 事后，郑军才从球员朋友处得知，他前脚走，这位领导后脚就变脸。“我走了后，这位领导马上给一位我们邀请的球员打电话，让他不要参赛。球员当即说不可能，已经签了商业合同，而且这也是一场职业赛，职业球员有选择的权力。” 不管怎样，中高协口头批准了长安福特新蒙迪欧公开赛，四川省体育局和四川省高协没有了后顾之忧，承办球场也不再动摇。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长安福特新蒙迪欧公开赛的结果：皆大欢喜。日巡赛的规格，亚巡赛的奖金标准，日、亚、港、台巡回赛理事悉数到场，组委会邀请的107位职业球员一个不拉全部参赛，参加过美国大师赛的三位华人球员张连伟、林文堂、陈志中汇聚一堂，用“轰轰烈烈”来形容这场比赛都不为过。 曾有人形容郑军就是中国高尔夫界的堂吉诃德，以他的聪明才智，做别的行业早就发了大财，偏偏要吃力不讨好办高尔夫比赛。但郑军的回答只有一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喜欢。” 2015年，郑军又在酝酿全新的赛事模式。 郑军说 ☆我办赛事有三个原则：商业化、专业化、娱乐化。我在探索一条新路，现在还没有结论，因为整个市场还没有起来，这碗饭不好吃。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总能拉到赞助，其实赛事市场没有起来，哪里来的赞助？那是人家品牌认可我这个人，所以才赞助我办的比赛。这点不值得吹嘘。 ☆我们要争取赞助商的权益，让他们的利益得到最大体现。这是我们寻找巡回赛组织机构的原则。没钱比赛怎么进行得下去？ ☆在没有大环境保护的情况下办比赛，我分三个阶段：准备阶段，满怀战斗的决心；进行阶段，要有拼搏的精神；事后，比赛做成就行了，我收获的是经历。 ☆我认为，国内的职业赛，应该分为中高协的职业赛和商业化的职业赛。中高协可以办商业赛事，但不能说所有的商业赛事都是你的。 ☆既然是商业赛，赞助商就是第一位的，比赛按相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备后，我觉得不存在要找谁审批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中高协计划内的比赛，我也没有打算和中高协合作，以前尝试过，但无法达成一致。 ☆最近好多人说我的好日子来了，因为政府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要求全面清理不利于体育产业 发展的有关规定，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开放。其中，明确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公开赛事举办目录，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承办赛事。 其实，国家从2000年就开始不断开放、规范赛事市场，类似的文件相继出台，但是没有看到具体实施细则，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当年的职业球员 从打高尔夫那天开始，郑军就做起了职业球员之梦。2003年前后，郑军事业处于低谷，球技却达到巅峰状态。当时他的平均成绩70杆出头，还曾在北京京南高尔夫俱乐部、万柳俱乐部分别打出过69杆、70杆的好成绩。 2005年，38岁的郑军通过职业教练考试，有了打职业赛的资格。但是打了两年之后，郑军的成绩并不理想，他发现打比赛和做比赛很难两头兼顾，他选择专心做比赛。 郑军貌似走了一段弯路，其实不然。职业球员是职业赛中重要的一环，有了亲身体验，郑军很清楚职业球手打比赛时的感受。“他们需要什么，讨厌什么，什么样的比赛能够吸引他们，这些我都了解了。”郑军说。他甚至细致到根据球员的性格来安排配对赛的分组，内向的球员配欣赏型嘉宾；爱教人的球员配“话唠型”嘉宾。难怪不止一名球员公开说过参加郑军的比赛有“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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