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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作弊、赛场打人、超高水价、球场违建、赛事冲突、官员享乐……2014年的中国高尔夫不仅经历着寒冬，更有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趋势。 一个极端重视礼仪的项目，一项成为奥运正式项目的运动，为何在中国遭遇了如此困境？是从它进入中国起就存在着问题，还是在这三十年里，被某些人甚至某群人污染了？本刊特意选取了几个角度，虽未必详尽，却也典型有代表性，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反思一下中国高尔夫三十年来出现的问题，也让高尔夫这项运动能够在中国走上本应属于它的“正轨”。 政策：不要埋怨要合力 每一项运动，都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才能得到良好、持续的发展，但在高尔夫圈内，一提到“政策”二字，几乎所有的高尔夫球场经理人都会怨声载道，甚至有人用过有些夸张的比喻“高尔夫球场在中国比**场所还要难以生存”。 作为经历过中国高尔夫从走进到飞速发展再到如今困局的原中高协秘书长崔志强，在提到与中国高尔夫有关的政策时，将其分成了三个时期：开放、限制和关闭。 高尔夫进入中国其实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或者说是改革开放为高尔夫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高尔夫早期进入中国时，并没有专门为它出台的政策，那时的高尔夫并不像现在这样被看成一项运动或者一个行业，而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配套产物。“八几年外商来到中国，没什么地方去，所以才引进了高尔夫，让他们闲暇之余能有个地方待。那时的高尔夫，就像当时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国际机场一样，其实就不是给普通大众准备的。”崔志强解释道。 尽管在当时这还不是大众运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1995年前后，高尔夫在中国依旧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崔志强回忆说：“当时有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不得在工作时间、不得用公款进行高消费的运动，这里主要是针对网球、高尔夫和桥牌。而处理的办法则参照异性陪侍，所以就有了‘打高尔夫视同**’的误解。”在崔志强看来，这段时间国家政策方面已经开始限制高尔夫的发展了。 至于说“关闭”，那就必须提到2004年出台的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政策，因为这条规定是明确关上了高尔夫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大门。 其实，自1993年开始，国家就隔三差五出台各种相关的政策法规，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与对已建高尔夫球场进行整顿，且政策的力度在逐年加大，中国高尔夫球场的生存环境也变得越发艰难起来。 但在如此的大环境下，该怎样才能正面地应对和处理危机，海南算是一个值得其他城市参考的例子。 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办发[2004]1号文，要求各地暂停新的高尔夫球场建设、清理已建、在建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规范已建高尔夫球场的运营(控制水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对于凡未经批准建设、擅自非法征占土地的，要依法进行处理。 这项规定的出台对中国高尔夫球场行业造成了很强的冲击，海南省作为高尔夫球场云集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无疑受到了波及，在资深球场经理人刘庆怀看来，这也是与之前出台过的若干规定相比最为严厉的一则。 说来也怪，即便在2004年出台了这样的文件，中国高尔夫却进入了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新球场不断涌现，光是海南就从2004年以前的十几家迅速发展到现在的五六十家。 2011年4月1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国家旅游局等十一个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对于高尔夫球场的规制做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所有高尔夫球场一律不得占用耕地、天然林和国家级公益林地，占用的耕地和林地必须全部退出。”“对于占用耕地面积超过球场总面积50%的球场、在自然保护区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建设的球场、非法围垦河湖影响防洪安全的球场、非法占用公共资源建设的球场，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重点督办。”但是，该通知还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已完全纠正、整治措施全部落实到位的高尔夫球场，可由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林业等部门为其重新办理相关手续，并从新从高缴纳相关规费。” 这项政策的出台让海南省甚至全国的高尔夫球场再次面临了一道坎，此时的刘庆怀除了在管理一家球场之外还兼任海南省球场协会会长。“我们通常所说的球场职业经理人，一般指的是打工的职业经理人，拿什么样的地来建球场不是这些拿薪酬没股权的经理人的级别能决策的，而是取决于投资者、开发商。但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投资人去紧密关注国家相关政策，至于有些球场为什么还会触及政策的底线还是要个案分析。”刘庆怀如是说。 高尔夫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却一直被归在娱乐行业，征收20%的营业税。2011年，海南省球场协会联手海南省高尔夫协会，以海南省高尔夫协会主导，共同整理出了一本厚厚的海南省高尔夫球场经营状况报告，其中列举出大量的数字详细说明海南高尔夫球场的生存现状，并将此份报告提交给海南省文体厅、财税厅等相关部门。与政策相抗衡的过程并不容易，耗时整整一年，最终成功地将海南省高尔夫球场的营业税从20%下调到5%，为球场减轻了不少经营上的压力。 这次“抗争”的成功让刘庆怀意识到，单打独斗是万万不行的，各地方的高尔夫协会作为行政职能部门，对于高尔夫球场的实际经营状况也不甚了解，所以成立以职业经理人或业主为主导的真正的行业协会代表行业发声很有必要，同时也要注意与各界的沟通。比如海南省球场协会每次开会都会给海南省高协、海南当地有影响力的媒体及省外的业内人士发函邀请，共同商讨出来的结论会形成报告在报纸上发表，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 “不能老是怪政府动不动出台个东西打压高尔夫，因为政府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总以为高尔夫球场是挣很多钱的。如果球场拿出真实的财务报表给相关部门，相信政府会支持的，总关起门来骂政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刘庆怀也曾经去美国、澳洲等多个高尔夫产业更加成熟的国家，发现他们地方的高尔夫产业内细分成立了多个专业的协会，除了地方高协、行业协会，甚至还有草坪经理人协会，当一家球场出现病虫害，可以将问题放在草坪经理人协会这个平台上，所有人一同帮助解决问题。 2014年5月1日起，北京市新的水价调整方案开始实施，高尔夫球场被列为特殊行业，水价上涨到160元／立方米，比从前翻了几十倍。北京市的球场总经理们凑在一起探讨了一整天，也没个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 “北京的近七十家球场应该有一个自己能发出声音的组织，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在这一点上倒是应该跟云南、辽宁等地方组织学习。并不是有问题才向有关单位反映，没问题也要多跟政府交流沟通，让他们关注高尔夫球场真实的生存现状。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合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主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高尔夫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过要做到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对这个行业的了解需要我们主动跟它沟通。” 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发展，高尔夫应该回归它的体育运动本质，可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整个高尔夫行业都要反思，但我觉得最该反思的还不是政策，而是高尔夫刚开始进入中国时所呈现的社会形态。”刘庆怀如是说。 尽管有着政策的限制，但实际上2004年的那条规定，却在最后提到了“发展改革委员会同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环保总局、体育总局、旅游局等部门，抓紧研究提出规范、引导高尔夫球运动和设施建设健康发展的措施意见。”可见，此条政策法规并非要将高尔夫运动在中国彻底扼杀，只是这一条“暂停”的规定，却被一直使用了十年。 球员：脏事儿脏了高尔夫 政策上的规定，并非高尔夫从业者可以轻易改动违背的，但是从业者本身出现的问题，却必须引起重视。 2014年，美巡赛中国系列赛进入中国，但消息发出伊始，中锦赛与其的争端，便爆发出来。而此事刚刚平息不久，中国球员先后出现作弊、打人等事件，免费为中国高尔夫做了一次世界性的“宣传”。 其实，这些年来，比赛中中国球员之间发生的“脏”事远不止这些。 球员Y还是一位业余选手的时候年轻气盛，有一次他参加某场业余比赛的时候，直接和赛事组委会较上了劲。 当时那场比赛在一个山地球场进行。 由于Y所在的一组出发较晚，所以比赛尚未结束时已临近傍晚，Y当天的成绩也不太理想。当Y来到倒数第三洞的发球台时，他呼叫裁判，称天色已晚，自己已经看不到球了，希望比赛暂停，第二天再进行补赛。 然而他前后几组的球员似乎并没有受到光线的影响，都在正常比赛，但Y依旧坚持自己的主见，裁判长对此也没有办法，只能通过对讲机呼叫正在场地里巡场的赛事总监。赛事总监听到情况后看看周围的球道，发现光线依旧足够支持比赛继续进行，然后就赶紧驱车到达Y球员所在的发球台。 这时，Y球员身后已经堵了两三组球员。赛事总监当时对Y的做法很不理解，事后他琢磨一番才明白，Y可能想通过暂停比赛的方式来调整状态。赛场上来不及分析思考，赛事总监告诉Y，如果再不开球就按不当延误比赛对其进行处罚，先是警告、然后是罚杆、再不开球就是取消资格。 Y不但不以为然，还对赛事总监和裁判长颇有微词，大概的意思是我这次比赛打不好，产生的后果你们要负责。Y说这些话是有些底气的，因为那时的Y已经入选了省级以上的代表队，代表队对球员每次参赛的成绩都有要求，如果成绩不好还要追究责任。 Y在给组委会施加压力。 不过赛事总监可不吃这套，警告Y再不开球就取消他的参赛资格。Y见状就赌气开了一个球，他故意把球打下水，等“上面”怪罪下来让组委会好看。有意思的是，赛事总监随即宣布比赛暂停，原因是光线条件不允许。Y气得说不出话来，他质问赛事总监为什么偏等他开完球暂停比赛。赛事总监冲他笑了笑。 如今Y已经成长为一名职业球员，他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身上的戾气也消退了不少。不过我们在其他年轻球员的身上依然可以看到Y当年的影子。 年轻球员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取决于老队员的榜样作用，但是在竞争下榜样却并非都是正面的。竞争在高尔夫运动中有很多种体现，它可以是比赛上的一较高下，也可以是对自己最好成绩的挑战，也可能是对一笔高额赞助的追求。 当然也有为参赛名额产生的你争我夺。 中国人一多，什么资源都紧张，运动队的参赛资格也如是。有人问你：“一个集训队6个人，最后只有4个人能打比赛，这4个人怎么选？” 你也许会说，打选拔赛不就完了，谁厉害谁上。如果允许有其他竞争手段呢？你也许能想到，跟球队领导搞好关系，多做一些公关，权力大的领导一句话就能让你梦想成真。这些在中国都很正常，但远远不够。 球员X在青少年时期是公认的潜力股，他也如愿入选了某集训队，队里的队员都比他大，但是X的水平却稍占上风。平日里，老大哥们对X关爱有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也让X感到了集体的温暖。 毕竟是年轻人，X的进步神速，那些已经成年的老大哥们眼看着他的球技飞升，也感到了X给他们带来的压力。老大哥们心里清楚，照这样下去，以后队里外出比赛的名额X就要稳稳占据一席，这就意味着自己随时会成为替补，而有的时候替补就意味着没有比赛可打，没有钱赚。 就这样，老大哥们对X更“好”了，时不常地在训练之余带X去泡个吧、唱个歌、洗个脚什么的。X对这些新鲜事物自然很感兴趣，很快便沉迷于此。尤其是比赛前一天，或者是比赛期间，老大哥们总带着X光顾娱乐场所。单身一人的X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回过住所，总有佳人相伴。 耍得这么欢，第二天的成绩可想而知，时间久了身体也毁了。而老大哥们就显得比较成熟，他们可以在酒色面前岿然不动，赛场上的发挥自然要好很多。 某知情人士说：“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新星，多半是因为自甘堕落把自己的前途荒废了。” 他还说：“这些老大哥们的做法还算比较委婉，有的直接从你进队就不理你，你要愿意‘融入队伍’就得听他们的，要不就自己玩，比赛资格什么的都没你的份儿。还有的球队更省事，5个人有3个比赛名额，把5个队员叫到一个酒店房间，门一关，最后先出来的3个人去参加比赛。随便你们在屋里怎么‘选拔’。” 球员之间互搞的事，更多地还是发生在赛场里面，有两种情况比较常见。 一种是借着找球的机会，把对手的球搞丢。这种情况不需要过多解释，但却屡见不鲜、屡试不爽。前不久的一场男子职业赛上，某球员就被怀疑把对手的球搞丢了。据称，该球员与同组的其他球员、球童、包括赶来的裁判一起为另一球员找球。这名球员发现了对手的小球，但他并没有告诉同组球员，而是默默地将小球踩在了脚下，踩得很深。就这样，球遗失了。 也有找不到球赖别人的，去年某场女子队际赛上，某球员在开球时不慎将球开出界，当她找到球的时候，她声称自己的球是被同组球员扔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双方争论不休，后来还在网上引起了讨论。问题在于，当事双方都是之前口碑相当好的球员，谁的说法都有人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那场比赛的规则，一个人的成绩并不能对整个球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一个球上做手脚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理智的。 另一种情况是填错记分卡，当然这是故意的。简单地说就是把对手的记分卡成绩写错，然后再找机会举报，以此让对手被取消参赛资格。 这种做法相对简单，但是不易被察觉，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对手前后两洞的成绩颠倒。两个洞都是四杆洞，球员A本来是前一洞抓鸟，后一洞保帕。他的对手给他记的成绩是相反的。 但A的总成绩加起来是一样的，如果A在算成绩的时候粗心，没有逐洞核对，就会不明不白地被取消资格。 当然还有很多激怒对手、扰乱心智的办法。你可以说这是激烈比赛所导致的，但是竞争是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的，没有一个大满贯赛冠军是靠搞对手获得的。 媒体：短时间难以指望 国家的政策是决定高尔夫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从业者自身的问题是高尔夫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媒体，特别是传播、影响力极广的大众媒体，则是高尔夫运动形象好坏的最主要“发言人”。 6月29日，微博“大V”任志强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在阿拉善打高尔夫的照片，并配了“一边打球，一边开会”的文字，一时间招来众多网友的反对。高尔夫“高大上的贵族式的奢侈性的消费”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反映着大众对高尔夫的误解。 在国内，高尔夫似乎从来都不是以一种常规的运动形象留在人们的脑海，而它在国内的种种“不是”，大众媒体的误导性宣传“功不可没”。正如前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所说：“大众媒体对高尔夫的发展起到了坏的作用，特别是那些话语权强势的媒体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本身对公众有很强的影响力。”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新媒体专电发表了“提点外行建议 铲了高尔夫球场改足球场”的文章。文中将中国足球现状的一个原因归结为缺乏足够的足球场，而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建高尔夫球场的情况下，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却与日俱增，“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占地面积大约可以修建100个以上的足球场”让高尔夫“躺枪”，于是文中最后为中国足球提点外行建议的第一条就是：先把违规的高尔夫球场铲了，变成足球场，各地政府把地皮和卖地钱的1%拿出来建足球场，三年一万个。 这样的建议果然是外行建议，只会一味地拿高尔夫调侃泄愤。如果这位新华社记者对高尔夫稍有了解，也会知道高尔夫球场多建在郊区、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且不说别的，单从时间和交通成本上来说就不成立。对此，崔志强回应道：“关于新华社出的那条报道，把高尔夫球场改成足球场，这个很扯，把高尔夫球场都改了，中国足球就能上去了？再说，有谁没事去六环外踢足球？” 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的问题是主流大众媒体对高尔夫一直诟病的地方。《焦点访谈》、《新闻直播间》等节目时不时会“曝光”一下某高尔夫俱乐部违建被勒令封场，或哪家球场用水浪费等。然而，这些新闻报导的客观性却不能深究，给高尔夫扣帽子的现象更是频频出现。 2011年5月14日，《焦点访谈》一期“目无禁令的高尔夫球场”的节目曝光了云南省石林县石林国际乡村俱乐部违规运营高尔夫球场，节目依据2004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对球场人员、当地政府、审批人员追问球场违规建设的问题。当地政府承认以生态民族运动场的项目立项建设了高尔夫球场，但政府负责人员同时表示：“球场的建设为当地的税收、引进投资、经济和绿化都起到了促进 作用。”况且球场占用的土地包括旱地和裸地，当政府表达出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时候，建设球场“违反国家规定”的大帽子被狠狠地扣下来。而节目始终传达出的信息是球场的违规建设和对农田、林地的占用，却对球场为当地经济和为农民带来的好处视而不见。 大众媒体对高尔夫一边倒的反对、质疑之声一直存在，但却没有一个能从道理上说服人，只好用类似“道德”扣帽子。 再说近期陕西省柞水县秦岭壹号高尔夫球场被封的新闻，央视《新闻直播间》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报道中“贫困县修建高尔夫球场”的主题一直被强调，向大众输出“高大上”的高尔夫球场将“魔爪”伸向国家级贫困县的形象，占用农民有限的土地资源又成一大罪过。然而在接受采访时，村民程维政的话却让这个报道变得啼笑皆非。 他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地卖，(人均)不到一分地，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地卖了，我们子孙后代怎么办？”观众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不过脑子，肯定形成了高尔夫球场强抢农民耕地的“坏”形象。可是仔细一想，人均一分地，跟你家客厅差不多大，农民兄弟的子子孙孙就靠这个过活？况且，是什么造成了人均一分地？这样无稽之谈的报导真令人堪忧。 不可否认有高尔夫球场建设非法占用耕地和非法拆迁的现象。但也有合法建设，充分利用荒山、荒坡、河道、溢洪道保护性建设的，不能一杆子打死，把脏水都往高尔夫上泼。 在国内，大多数老百姓对高尔夫的误解与大众媒体对高尔夫的形象输出不无关系。 “媒体人应该要凭良心说话 ，现在社会上很多不好的东西，都跟媒体的报道有关系。不是说坏的事情不能报，但是不能一味地总盯着坏的报，”崔志强说，“包括央视在内，现在很多媒体都是预置好了前提和结论，再去报道，很多采访的内容，都是只取了他们预置的前提或者结论所符合的内容。” 崔志强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他曾经接受过北京青年报的一次采访，北青报找到曾经写过很有名的《黑镜头》的特约撰稿人黄利。当时她通过很多渠道联系到崔志强，希望可以做一个专访。崔志强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带她到了球场，让她自己亲自看一看，感受高尔夫球场的真实状况。 然而，报道出来以后，却让崔志强大失所望，甚至是气愤。在采访中，崔志强确实说到高尔夫行业存在问题，但很多并非是高尔夫本身，而是社会问题，但在报道中却被断章取义。黄利和很多对高尔夫不理解的大众媒体一样，预置了一个结论，只选取了他们需要的内容。2011年8月，央视《经济半小时》聚焦高尔夫球场用水困难的报道，当时对崔志强的采访用时近两个小时，而最后截取了部分内容，同样被断章取义。 经过与大众媒体的几番接触，崔志强发现，要让大众媒体对高尔夫改观，需要很长时间，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他们很多人不是不知道高尔夫的好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正视。当今社会凭良心报道很难，但是昧着良心说话却反而容易。所以，短时间内，想让主流媒体替高尔夫说话，几乎不可能。” 或许，当大众媒体不再妖魔化高尔夫运动的时候，对高尔夫的反思才真正开始。 文化：从根上就坏了 其实，纵观上面所说的这些，归根究底，根源还是在于高尔夫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就被无形地拔高了形象，甚至被过分抬高了，从而导致高尔夫在中国不接地气，不能被大众接受，反而遭到了抵触。 高尔夫起源于15世纪的苏格兰，一个牧羊人在赶羊的途中，用棍子将一颗圆石子击入野兔洞中，受此启发，兴起了高尔夫球运动。在1860年，老汤姆·莫里斯在圣安德鲁斯球场参与发起首届公开赛之后，英国就成为了高尔夫的代名词，透着一种彬彬有礼又有些许冷峻的绅士味道。 时光流逝，这项新奇的游戏传到了大西洋彼岸， 并迅速在全美盛行。打个比喻，全世界的三万个高尔夫球场，有两万多个集中在美国，北美大陆已成为一片高尔夫的乐土，在美国打高尔夫是没有球童服务的，大部分球场都是自己背包，徒步去打完18洞，这种享受大自然乐趣、体育锻炼和游戏集于一身的运动，在这片乐土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美国离得有些远，那么高尔夫在离中国较近的韩国，夸张一点形容，可以说是韩国的“国球”。据女子高尔夫中巡赛(China LPGA Tour)总裁李红介绍，在韩国，考KPGA(韩国男子职业高尔夫)/KLPGA(韩国女子职业高尔夫)资格如同中国的高考一样，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如果取得KPGA/KLPGA资格，那是一家人的荣幸，就单单一个KLPGA，注册球员就达到2800余名，而CLPGA算上海外球员也只有区区200余名。这个数字不仅说明了韩国职业选手之多，更是突出了高尔夫在韩国的普及程度广泛，为什么说高尔夫在韩国可以称之为“国球”？ 不是说韩国高尔夫球员的实力在世界上有多厉害，而是说高尔夫在韩国几乎是全民都可以去尝试的一项运动，只是个运动，仅此而已。 反观中国，越是洋的东西对中国人就越陌生，传入中国就越晚，开展的时间也随之越短，并且，越洋在中国就越容易变味儿。 高尔夫最早进入中国，可要追溯到清朝末年溥仪皇帝在位期间，当时在天津和上海两地都有球场，只是它在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租界区里。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中山出现了第一家高尔夫球场，对于刚刚起跑的中国来说，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给外商一个活动空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钱人，能够消费一次的国人，除了陪外商的官员恐怕没有其他人了。后来才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才慢慢有人逐渐接触高球。 当高尔夫不是以运动项目的概念传入到中国后，作为消遣活动也好，所谓的商务洽谈也罢，高尔夫是一项运动的说法，好像在中国渐行渐远。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打高尔夫的人越来越多，可是高尔夫在中国，始终还是所谓“贵族”的代名词。更有甚者把高尔夫变为了“特殊工具”。菜刀本无罪，用来做饭是利器，用来杀人就是作案工具了。 在诸多把高尔夫变为“特殊工具”的人里，有一群人甚至不再局限于消遣，而把高尔夫作为一种赌具，开始做起了发家致富的“小生意”。 记者从一个资深球友那里得知了一些赌钱“小秘密”。据球友A透露，在国内的高尔夫圈子里，针对赌这个字来说，打球的球友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从不沾钱，也就是不赌的人；一类是为了比赛更认真、更有趣儿的加点小赌注，这类人基本最大也就赌个小费；还有一类特殊的球友，称他们为“职业赌徒”可一点儿不为过， 他们在圈子里自成一派， 以赌钱为乐，说白了就是为了赌钱才打高尔夫，把高尔夫这项运动当成了自己赚钱的工具，几百块、几千块在这些人眼里， 那都是“毛毛雨，洒洒水”，根本不叫赌！ 这让记者回想起一年前的一个对“枪手”报道，概念中的“枪手”都是那些替别人考试的，万万没想到打高尔夫，也有“枪手”的存在。在中国南方的S城，有一群称作“枪手”的人，他们每天都会在固定的球会，等着挣钱的机会。这些“枪手”基本都是四十多岁，平时靠打打国内的业余比赛保持自己的状态，见过大场面的他们，心理素质可是相当的好，国内的职业球员都没有几个能比他们好。他们除了主动出击，与前来打球的客人约球外，还会和一些大老板有固定的合作关系，这些大老板都是随随便便赌一张球会会籍卡的主儿，但由于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他们为了使赌注更刺激，往往邀请枪手一起组队打团队战。“枪手的年收入很难估算，但要打好了，一场下来收入几十万是家常便饭。”报道中一位知情球友的这一番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枪手”们的工作收入，这可要比替别人考一个大学英语四、六级要来钱啊！但是，这种行为是不是扭曲了高尔夫的真正意义，玷污了高尔夫的精神了呢？ 如果说**玷污了高尔夫的精神，那么把高尔夫当成“约X神器”，那真是彻底让高尔夫项目味道大变。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聊天社交的手机应用不断出现，利用这些聊天应用软件，男女之间约出来“聊一聊”的，大有人在，随即也蹦出个新名词“XX神器”，在中国，高尔夫这个高大上的圈子里，也出现了一些可以聊天、订场、查询球场信息的手机应用软件，可这些软件在这个圈子里，真的能用到正道儿上么？ 事实上，不知从何时起高尔夫圈里就多了这样一些人，在她们心中，高尔夫就是她们的“XX神器”。一个在中国打球多年的球友C介绍，这些人都是小姑娘，年纪轻轻，没什么正经工作，成天开着豪车出入各个球会。她们都是富二代吗？大部分并不是，是谁给了她们这些呢？是大老板？更确切地说是她们自己争取的。 球友C讲道，这些人的出现还是要归功于高尔夫在中国的定位。“高尔夫传入中国的时候，就是以高贵的姿态进来的，那年代玩高尔夫的哪个缺钱？都是有钱人。以前老板们去歌厅去酒吧，小姑娘们就学喝酒学唱歌，老板们打高尔夫了，小姑娘们去哪？你想想吧？”球友C还说：“这些人里有一直就跟着某一个老板的，也有为了傍到大款，才打高尔夫的，这不乏一些二三线的小模特、小艺人。”按说，这些小艺人不缺钱花，可挣得多付出的也多，接小角色演，模特走秀，到处走穴，没日没夜的日子，挣再多也是辛苦的。打高尔夫就不一样了，本身就近乎小资的她们，买几身漂亮的高尔夫服装，去练习场里学学球，打上几次对她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加上本来就身材婀娜，貌美如花，仅仅这几次，就足以让练球的某个大户看上，然后从搭讪开始往下进行，慢慢地她们把老板搞定了，好车开上了，高档会所出入了，再也不用日夜走穴、赶场子挣辛苦钱了。 球友C表示他虽然看不惯这样的事情，但也没办法改变，“她们有自己的圈子，我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她们也没影响到我打球，但说到高尔夫，感觉让她们弄得有点脏了。” 的确，两件中国高尔夫圈很普遍的事情，它们都有各自的圈子，就像是网上很多的贴吧、论坛一样，有兴趣的人可以进来，不喜欢的人避而远之就好了。其实，高尔夫就是一个运动项目，仅此而已。 现如今，高尔夫要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正式回归奥运大家庭本身就作为运动项目的高尔夫，在中国的这三十年“污迹斑斑”，为了使这项运动重新回到它本该在的轨道上，中国的高尔夫人是不是该反思呢？ 专家会诊 戴耀宗(原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经理) 中国高尔夫在引进之初，恰逢改革开放的大潮，致使这项运动被贴上了“高消费”的标签，成了有钱人身份的象征，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污染。虽然在其他国家，高尔夫运动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中国却更为严重，这让公众产生了很多的误解。 其实欧美和日韩国家，都是尽量将高尔夫运动的身份降低，更贴近大众。在中国，如果可以把高尔夫运动做成像五星级酒店、像奔驰宝马车那样，让人既觉得有些高贵，但也可以接受，那么中国高尔夫的形象就会好很多。 在球场方面， 因为高尔夫的形象问题，导致了普通公众的误解，也让政府无形中承受了压力，所以出台了一些抑制甚至是强制的政策，这也就影响了高尔夫在中国的发展。 另外，如今国内的很多球场，如果可以像国外的球场一样，遵循环保理念，在土地面积、用水等方面多注意，建造理念上不一味追求奢华，那样会让中国高尔夫发展得更健康。 至于在未来发展方面，如今欧美在高尔夫已经形成了两大成熟的板块，中国如果可以在亚太地区成为牵头人，将亚太地区的高尔夫团结起来，做成世界第三大板块，那对中国高尔夫的发展，也将有很大的好处。 崔志强(原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 高尔夫行业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高尔夫球场早期在耕地、环境方面确实有影响，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确实存在，对于一些耕地和旅游景区的保护不够。 其次行业内本身对高尔夫项目的定位就不对，很多人都是过多地自己拔高自己，贴上了“高尚、精英、成功人士”等标签，这些定位是很糟糕的。凡事都不能与人民为敌，高尔夫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像乒乓球，也不是每个人都在打，但却很接地气。作为高尔夫从业者，我们不能用贬低别的项目，让自己显得更加“阳春白雪”，这是不对的。 另外，高尔夫的行业从业人员，在品行、文化等方面良莠不齐，这在圈外人看来，感觉是一项高端的运动却被一群低端的人在操作，极大地影响了高尔夫的形象。 高尔夫行业未来的发展，首先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要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其次要按照政策法规来做。第三就是要有序发展，让高尔夫的发展是一个健康的过程。另外，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总而言之，一项运动，发展太快，总会出现弊端，这就必须要让业内认识摆正理解和认知。 王志刚(《高尔夫》杂志出版人) 中国高尔夫三十年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字：乱。 中国高尔夫从开始的定位出了问题，国家上来就没能给高尔夫一个位置。它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个奥运项目，国家应该这样给高尔夫正名。要想改变中国高尔夫的现状，有几点是必须做到的。 第一，我们的审批制度存在着很大问题。国家应该根据高尔夫是一项运动这个定义，来制定所有的相关政策，包括球场的审批。但是现在却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让人去申请建球场，也正因此才出现了乱建的现象。如果有一套正常的审批制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国家没有给这项运动过多的支持。举例来说，国家应该把一些储备地或者空置地用来建造公众球场，只有这样才能把高尔夫做到普及，因为它是奥运项目，普及了才能有提高。 第三，一个球场如果审批，就应该根据它的投资额，规定它允许招收多少会员，或者会籍的价格多少钱，不得超售，不得乱卖，这样才会给俱乐部和球会的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否则会籍乱象让球场难以生存。在日本韩国，假如建造球场花了一个亿，那国家会规定你的会籍卖多少钱，卖多少张，有退出才能有进入，但中国就没有。国外有二手会籍交易中心，国内连一手会籍都随便卖，所以交易中心在我们这里很难形成。 第四，中国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健全的差点制度。中国高尔夫发展了三十年，差点系统都没有建立起来，总是做做停停，三十年了还在起步，基础非常差。 第五，协会应该更多起到行业的管理作用，应该放权，让各省市的高协发挥主动性，让更多的比赛减少过多的审批程序，鼓励社会办更多的比赛，鼓励更多企业给球员赞助，这样才能带动中国高尔夫的发展，也让中国高尔夫整体实力快速上涨。 第六，青少年培养。在这里我呼吁所有球会，希望他们可以在下午三点半以后将球场对青少年开放，免费打球，但同时，青少年有义务为球会做义工，并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以球会的名义参赛，这样在球员获得成绩的同时，双方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最后一点我要说说我们媒体圈子自身。现在的中国高尔夫媒体有些鱼龙混杂，整个行业显得浮躁，缺乏钻研的敬业精神，这为高尔夫在大众之间树立好的形象，是极为不利的。 高尔夫相关政策一览 禁止/限制性规定 1993年8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具体措施的通知》就规定，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在建高尔夫球场，停缓建设，且不宜新建。 199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规定，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农荒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高尔夫球场等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 1999年4月19日公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试行)》，高尔夫球场被列为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办发[2004]1号文，要求各地暂停新的高尔夫球场建设、清理已建、在建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规范已建高尔夫球场的运营(控制水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对于凡未经批准建设、擅自非法征占土地的，要依法进行处理。 2006年12月12日，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高尔夫球场项目属于禁止用地项目。 2011年4月1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国家旅游局等十一个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下称“发改社会[2011]741号文”)，对于高尔夫球场的规制做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所有高尔夫球场一律不得占用耕地、天然林 和国家级公益林地，占用的耕地和林地必须全部退出。”“对于占用耕地面积超过球场总面积50%的球场、在自然保护区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建设的球场、非法围垦河湖影响防洪安全的球场、非法占用公共资源建设的球场，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重点督办。”但是，该通知还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已完全纠正、整治措施全部落实到位的高尔夫球场，可由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林业等部门为其重新办理相关手续，并从新从高缴纳相关规费。” 2011年6月1日最新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将高尔夫球场项目归为限制类项目。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属于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对属于限制类的现有生产能力，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措施改造升级。 引导性规定 2007年9月12日，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旅发[2007]51号文”)，提出促进与现代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新兴旅游业态发展，其中就包括了高尔夫旅游。 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下称“国发[2009]41号文”)的第二条第(八)项规定，“规范发展高尔夫球场”。 在地方层面上，对于高尔夫球场不乏引导性规定，尤其是在国家层面对于高尔夫(球场)旅游出现政策上松动之后。以下以较为典型的海南省、重庆市、广东省为例。 2010年6月21日发布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以及2011年2月1日海南省人大颁布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条例》重申了前述国发[2009]44号文关于“规范发展高尔夫旅游”的规定。 重庆市政府早期对于高尔夫球场建设持支持态度；在国办发[2004]1号文出台后，重庆市政府出台文件对高尔夫球场项目进行清理，但根据20 0 6年4月10日公布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协二届四次会议第0392号提案的复函》(下称“渝办议[2006]4号文”)，重庆市并没有完全禁止在建、新建高尔夫球场，但要求“严格控制高尔夫球场的用地规模，严禁占用耕地、林地建设高尔夫球场，对风景区周围高尔夫球场建设应特别慎重，严禁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国家层面政策出现松动后，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亦于2010年12月17日出台了《重庆市“一带五区”统筹城乡旅游专项改革试验实施方案的通知》，“鼓励利用荒地、荒坡、荒滩、废弃矿山和可开发利用的石漠化土地，规范发展高尔夫休闲旅游项目”。 广东省的高尔夫球场发展较早，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出台了一系列规范高尔夫球场发展的相关规定；在国办发[2004]1号文出台后，广东省政府出台文件对高尔夫球场项目进行清理[12]；国家层面政策出现松动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5日出台《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意见的若干意见》，“加快培育和发展高尔夫旅游等高端产品，打造广东高端旅游新形象。”根据2010年3月3日出台的《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娱乐业营业税税率变动的通知》，高尔夫税目营业税税率降低为10%。 文／《假日休闲报 高尔夫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