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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前夕，深圳罗湖体育馆铭利高尔夫练习场(以下简称“罗湖练习场”)教练刘斯思在微博上发表了“敬请关注今晚深圳都市频道6点30分第一现场揭露罗湖体育馆铭利高尔夫练习场教练艰辛生存内幕”的博文，在高尔夫圈子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记者联系到了事件的主角，他们如是说：“我们是弱势群体，相当的弱势。” 他们在罗湖练习场工作，其实是“无底薪、无三险、无劳约”的“三无人员”。言辞中，罗湖练习场与“血汗工厂”无二。 事件始末：一份合同引发的纠纷 2月19日，樊志鹏参加2012年VOLVO高尔夫中国公开赛华南资格赛归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在他参加比赛期间，罗湖练习场的教练被挨个叫进经理办公室，让他们签署一份“合作合同”，如果不签的话马上走人。而身为罗湖练习场高尔夫学院的负责人，樊志鹏竟然毫不知情。而在这之前三年，罗湖练习场从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协议，另外不给员工买社保。 “这是一份无理合同，完全是霸王协议。”樊志鹏表示。“在合同中，练习场和教练只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教练员没有底薪，没有社保。而且教练员不得声称和练习场有劳动合同关系，违者罚款5万元人民币；教练员每年必须完成24个套客，如不能完成业绩，将罚款3万元人民币。” 对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份合同，罗湖练习场负责人在面对深圳都市频道第一现场的记者提问时直言不讳：“练习场和教练签订的是合作合同，教练和练习场只有合作关系。如果他觉得接受不了可以不在这里做。” “我没有签这份合同。这是一份让人无法接受的合同。只有罚，没有奖励。”樊志鹏说，“他根本就不懂高尔夫，我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希望。”樊志鹏透露，如果你什么都没带的话，在罗湖练习场打一筐球(100粒)，灯光费、租杆费、打位费等加起来要190元，远远高于深圳其他高尔夫练习场。客人越来越少，而客人少也就导致学员少。 由于樊志鹏拒绝在合作合同签字，罗湖练习场已于3月3日发出《解除<合作合同>通知书》，并限樊志鹏3日之内办理相关手续。 索要被欠的工资 功勋之臣，遭遇黑心老板
很难相信，高尔夫教练会和维权、上访联系在一起。3月9日，刘思斯和她的同事们举着大字报来到深圳市政府门口静坐，希望政府能主持公道。结果和所有的上访者一样——刘思斯他们被警察带走了。而就在两天前，记者问樊志鹏是否会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樊志鹏表示“一直在和律师在讨论，在有必要的时候会起诉。”而在多次投诉无果之后，他们来到了深圳市政府门口。因为此前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他们在起诉时也遇到了麻烦。 这是刘思斯第三次和警察“亲密接触”。此前她曾去经理办公室追讨工资，没想到老板报警说她非法闯入。而后她用鸡蛋砸了老板的宝马，于是老板第二次报警。“练习场一直在拖欠我们教练的教练费，两三年的课程都没有把费用结给我们。”樊志鹏说。“除了拖欠教练费，练习场还扣押工资。说是押一个月工资，但是下一个月的工资要到月底甚至第三个月的月初才发，教练连基本的生存都困难。” 而按照《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长达两三个月的扣押工资显然是违反《劳动法》的。 作为罗湖练习场的功勋之臣，老板做法让樊志鹏很是心寒。“我原来是在观澜湖球会的，在那边做得不错，球会和公司对我也挺好的。我也取得了一些荣誉。”樊志鹏“还原”他和罗湖练习场老板结识的过程，“因为我经常出去打比赛，认识的客人比较少。没有认识的客人就没有学员，所以我在观澜湖没有很大的前途。这时龙生(罗湖练习场老板)刚好想接手这家练习场，然后就找到了我，并许诺了当时看起来很不错的待遇。”不过樊志鹏补充说这些都是口头承诺，现在看来显然没有兑现。 “我来到这里以后，比赛打得少了， 一心一意把高尔夫学院搞起来。”樊志鹏曾入选高尔夫国家队，并参加了2006年亚运会，转职业后也曾取得中巡赛(中锦赛的前身)第三名的成绩。樊志鹏的名气为练习场吸引了不少客人。“铭利练习场原来是雷克萨斯高尔夫俱乐部的活动场地，后来因为经营不善而转让。龙生刚接手的时候，每年要亏100多万。而现在每年可以盈利200多万。”樊志鹏说。“宝马男有3辆宝马，全都是我们捐赠的。”刘思斯口中的宝马男就是樊志鹏口中的龙生，而她所说的捐赠也不是捐赠那么简单。 “他想钱想疯了。”樊志鹏很无奈地说，“罗湖练习场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使用童工，有两三个服务员来了两年了，现在才满16岁。服务员一天的伙食费是2块5，一个月都不到100快钱，都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吃的。待遇也很低，一个月才1350元，以他的这个待遇在深圳是招不到员工的，所以服务员都是从他老家的山村里找来的。那些小女孩什么都不懂，也只有她们才会在这里干。” 弱势群体，境遇不如民工 “我们是弱势群体，相当弱势。”樊志鹏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民工。”高尔夫教练生活风光，出入高档场所，结交名流富绅。然而樊志鹏却将它和民工放在一起，这挑战着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十多年来，中高协才培养了不到2000名职业教练。随便一个大一点的工厂的员工就比我们多。但是高尔夫教练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当遭遇不公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替我们说话。”樊志鹏表示，“如果农民工遭遇和我们一样的事情，媒体和相关部门都会关注。但是我们没有。除了第一现场来报道，没有任何部门来处理这件事。”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组织的高尔夫教练考试始于2003年，并没有樊志鹏说的“十多年”的时间。而根据中国高尔夫球协会200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内注册在案的职业球员有79人、职业教练40人左右，加上获得国外职业教练资格的人数，估计全国有教练资质的也不超过50人。3年时间，高尔夫教练人数是远不可能增长到2000人的。根据市场规律，供不应求带来的结果应该是教练在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然而高尔夫教练却沦为弱势群体。至于为何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樊志鹏也一片茫然。无人关注，投诉无门，刘思斯和同事最终采取了和民工同样的做法——上访。 “国外高尔夫教练都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工会和行业协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我们没有。”樊志鹏说。当记者问到是否有向中国高尔夫协会寻求帮助，樊志鹏没有回答，或许他已经做过尝试，或许在他的意识中根本就没有指望中高协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我只是一个手艺人，我经过10几年的努力，花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的钱，现在有了一点点成绩，一点点荣誉，我希望可以得到回报，可以凭我的手艺过上更好的生活。”樊志鹏说。至于和练习场的纠纷，他表示：“但凡有一口饭吃，我也不想和他有法律纠纷。这一耗，就要耗上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行业透视：高尔夫教练生存艰难 一直以来，高尔夫运动在国内都被冠以“贵族运动”的头衔，是尊贵与荣耀的象征。媒体也习惯于把高尔夫从业人员与高收入挂钩，2011年国内某知名网站曾发布“高尔夫私人教练现状”的文章，文中宣称教练收入“淡季可能没有一万，旺季两三万”。在罗湖练习场事件剥掉高尔夫华丽的外衣后，展露在我们面前的，是“贵族们”的卑微和无奈。 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他有可能是唐僧；拿高尔夫球杆的也不一定都是贵族，他有可能是教练。高尔夫教练基本上可以和苦孩子划等号，大多数是从球童做起，经历助理教练，再参加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教练资格考试，最后成为教练。苦尽未必甘来，现在的高尔夫学院几乎都被私人承包，赚钱是唯一的目的。做教练就意味着天天找学生教学生，月月要完成任务。很多球员为了生存只能放弃打球，放弃打职业的梦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