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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哈佛桑德尔教授公开课之十九 凯西.马丁是美国一位优秀的高尔夫球手，非常不幸，他的一条腿，得了罕见的怪病--先天性血液循环障碍，不仅行走困难，走路时间稍长，还会导致骨折和出血，甚至生命危险。他写信给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PGA），请求在参加顶级巡回比赛时，允许使用高尔夫球车代步。PGA的回答很干脆：不行！马丁没有就此罢休，他拿着《美国伤残法》，与PGA上了法庭。《美国伤残法》规定：只要没有改变一项运动的本质，不能拒绝为残疾人做出适当的调整。凯西.马丁认为，用球车代步，高尔夫还是高尔夫，没有任何变化。 官司一直闹到了美国高院，难题放在了九名大法官的面前。 这是一个参赛机会的分配问题。大法官们需要判断“不能走路”的凯西.马丁，有没有资格参加顶级高尔夫巡回赛。或者说，当马丁从一个击球点挥杆后，坐上球车，到下一个击球点，再挥杆，算不算一个真正的高尔夫球手。大法官发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在高尔夫运动中，可不可以省掉“走路”，需要研究这项运动的特征中，是不是包涵了“走路”，需要了解这项运动的“目的”中，能不能离的开“走路”。 美国法官审理此案的思路，借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先找出“目的”，再从“目的”出发，推理出合理的分配方式。 亚里士多德比孔子晚出生一百多年，是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为人类提供了许多璀璨的思想。二千多年前，在鸿篇巨著《政治论》中，他思考了社会的公平，提出了“目的论”学说。他说：所谓公平，是每个人获得应该得到的东西，分到“应得之物”，如果二个人相同，获得的东西也应该一样。这个结论，带来一个挠头的难题：凭什么尺度判断，我应该得到什么，用什么标准衡量，我和另一个人相同？亚里士多德回答说，那要看分配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不同，分配的依据也不一样。一架钢琴，在乔丹和贝多芬之间分配，钢琴分给贝多芬，才更合理，如果换成篮球，分给乔丹更妥当，因为钢琴和篮球存在的“目的”不同。一样东西，来到世上，都有各自的“目的”，通过它们的“目的”，才能找到合理的分配方法。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共同体的认识，今天看来，有些已经不合时宜了，但他开创“目的论”的方法，考察人类公平的思路，现在还被广泛引用。就人类创造的东西、参与的活动而言，离开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很难找到更好的思路。因为，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多多少少会留下人类的目的，或是人类赋予的目的。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审理马丁能否骑车参赛的案件时，对高尔夫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倍感兴趣的缘由. 最高法院的法官，最后以7：2的表决结果，判定马丁有权使用高尔夫球车。法官斯蒂文森撰写了判决书，给出了理由。他说：高尔夫运动的本质特征是挥杆，目的是以尽量少的挥杆次数，把球打入洞中。打完18个洞所走的路程，消耗的能量，相当一个汉堡包，相比腿部的残疾，马丁没有沾到体力上的便宜。坐高尔夫车，不会给马丁带来不公平的优势，也不会给这项运动带来改变。 投反对票的法官，有一个叫斯科里亚，他慷慨激昂地反驳：讨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是针对“目的”而言，没有“目的”，等于扔掉了参照物，怎么知道是否重要？高尔夫运动和其他运动一样，都是游戏，游戏的共同特征是娱乐，没有其他与众不同的目的。法院想找出高尔夫运动的目的，想知道“走路”是不是必要，不仅徒劳无果，而且荒唐可笑，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目的。 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法官，都在争论运动项目对球手能力的要求，却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公平理论的另一面--荣誉。法院虽然同意了马丁的参赛资格，但坐在轮椅上的形象，会不会贬低高尔夫运动的地位？会不会有损其他高尔夫球手的荣誉？高尔夫球愿意来到残疾的马丁面前，把自己的荣誉，挂在他的胸前吗？因为，在许多热爱此项运动的参与者、球迷心中，高尔夫，并不仅仅意味着挥杆，也不仅仅意味着娱乐…… 附： 通过一个东西存在的“目的”，找出分配的合理方式，找到“应得”的依据，这是“目的论”的核心思想。例如，分配长笛时，一定要先了解到，长笛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玩耍，而是想“发出美妙的音乐”，因此，谁能让长笛达成“心愿”，长笛就归谁。吹奏长笛的水平，成了分配长笛的依据，也是“应得”长笛的根据。谁演奏水平高，谁就“应得”长笛，二人的演奏水平一样，成为相同的人，“应得”相同的长笛。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公平分配的依据，来自东西的“目的”，来自实现这个“目的”需要的能力。 之所以有如此独特的思路，源于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然不会创造没有“目的”的东西，不会产生没有意义的事情。万事万物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无头苍蝇，一定怀着理想和目的，至少带着自己的愿景。不管是气壮山河的理想，还是微不足道的愿望，都想尽力实现，达成自己的心愿。如同钢琴、篮球和长笛，也是怀着自己的“目的”，来到人间，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一定会挑选最好的钢琴王子、篮球飞人和长笛好手，那些能力不凡的各路高手，无疑应该在这些东西的分配中，占据最好的位置。 这种“拟人化”的想法，很有趣，想象所有东西，都跟人差不多，一切皆有“目的”。用“目的论”考察公平，视角要从人类，转到东西，从待分配东西的角度，观察分配方式。假如分配篮球，仿佛是篮球的“目的”，站在一排人的面前，挑选某种能力，选拨具有某种能力的人。如果相中了心悦神怡的乔丹，就把篮球当作一种荣誉，奖赏出去，挂在乔丹的胸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公平的分配，既是选拨，又是荣誉，是选拨与荣誉二者的结合。显而易见，这样的分配方式，结果一定天差地别，就像分配篮球，乔丹肯定是盆满钵盈，贝多芬可能会一无所获。 亚里士多德论述公平时，更关心官职和权力的分配。他相信每个人都离不开集体，把“一起生活的集体”，叫作：共同体。有共同体，就会有官职，官职的分配，首当其冲，其他东西的分配，可以由官员安排，因而，分配好官职，也决定了其它东西的分配，是否合理。共同体的形式有许多，出于安全或贸易的需要，形成的安全或贸易共同体，如现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 “世界贸易组织”（WTO），亚里士多德并不欣赏。他更看重能够紧密生活在一起，除了安全防御与经济交换外，人与人之间，还能进行思想与心灵交流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他生活的雅典城邦和希腊国家，就是他认可的政治共同体，城邦和国家，是政治共同体的具体形态。 亚里士多德相信，分配政治共同体里的官职，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事关其它的公平，不仅重要，也更有意义。如何合理分配官职，亚里士多德轻车熟路，按照“目的论”套路，首先研究起政治共同体的“目的”。他认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虽有安全与交易方面的考量，但“培养公民美德、追求良善生活”，才是最终的目标。找到“目的”，分配方案水到渠成，谁能达到良善生活的目标，官职给谁，谁拥有最高的公民美德，权力的荣耀赋予谁。古希腊首席将军伯里克利，被公认为公民品德最高尚的人，成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登基最高权位的不二人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理论，正是康德与罗尔斯极力反对的。罗尔斯认为：在政治共同体里面生活，不是塑造我们的品德，也不是让我们变好，而是帮助我们选择，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帮助我们达到，自己制定的目标。罗尔斯进一步阐述道：一个公正的社会，不能、也不应该，有所谓的集体“目的”，或政治共同体“目的”，如果一定要找个“目的”，那也只能是：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政治共同体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会毫不犹豫地把各种想法，强加在每个人的头上，政治共同体将不再是温馨的家园，而会蜕变成，囚禁个人自由的牢房。 而且，康德以来的政治理论，无法想象，政治共同体一定能带来良善生活。政治生活，只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现在许多人看来，政治生活衍生出来的政府和权力，如同潘多拉盒子，不仅不能保证美好生活，稍不留神，还会在财富与权力的蛊惑下，诱发出泯灭人性的贪婪，沦为罪恶的附庸与帮凶，是个离不开，又需要时刻警惕与防范的怪兽。即使从最理想的情况看，政治生活被有效约束，成为达到公平的工具，也只是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 亚里士多德一再提醒，个人离不开政治共同体，极力推崇政治共同体的生活，企图用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替换个人的“目的”，是基于自己对自然的认识。他判断，人区别其他生物，只有二个特征：语言能力和美德。他直观地察觉到，其它动物没有语言能力，只有人能够通过言语的交流，讨论对与错，好与坏，逐步完善自己，从而找到通往良善生活的道路，成长为不同于野兽的人类。然而，交流需要环境，才能培养和提高语言能力。只有政治共同体，才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把美德理解为，人类与其它动物共同欣赏的对象，但唯独只有人类拥有。动物因为缺乏美德，才成为不可理喻的野兽，人类要脱离动物的行列，需要装备美德。拥有美德的过程，类似烹饪学习，仅仅看书，不可能掌握，需要与他人交流，让拥有美德的人，示范教导，不断地模仿、练习。这样的学习环境，同样，也只有政治共同体才具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