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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地 方的声音和相关规定来看，高尔夫运动从来不是官员们的绝对禁地??只要不违反相关规定。不过，对于官员们来说，打高尔夫仍是一项“很有嫌疑”的运动 近年来，伴随着反腐的持续深入，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高尔夫似乎已成为官员“禁地”。而3月31日，商务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因打高尔夫球被查的消息，再次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 高尔夫成反腐切入口 事实上，对于官员能否打高尔夫，一直以来都存有争议。反对的声音认为，高尔夫运动价格不菲，以官员收入来讲容易引发腐败。 广东省人大代表付丽玲观点就代表了一些偏激人士的看法性。2009年2月，付丽玲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公务员不应该打高尔夫球，“高尔夫是一项高消费运动，而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承担这么高昂的消费。公务员打高尔夫，很可能是利用公款，或者是将费用转嫁给民营企业，这就给企业带来很大负担”。 付丽玲还表示，领导干部更不宜打高尔夫。因为“领导具有示范作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证明，如果领导爱打麻将，那么下属就很可能爱打麻将，同样的道理，如果领导爱打高尔夫，那么下属很可能跟风，都去学习打高尔夫”。 在付丽玲看来，公务员打高尔夫之风也算是一种腐败，她建议公务员可以用羽毛球等健康廉价的运动取代高尔夫。 更有评论将官员因打高尔夫产生的腐败问题比作“高尔夫病”，并进行总结：一是公款打球，二是官商勾结。“高档球会'非会员免进'，隐匿性、私密性强，是私相授受的好场所。” 江苏省政协委员王雨时曾提交过一份提案，建议加强监管公务员中的高尔夫球运动会员，纪委、监察部门应对公务员打高尔夫球的现象进行深入调查，制定并认真贯彻相应的反腐倡廉纪律，加强监管公务员中的高尔夫球运动会员。“必要时请检察机关从高尔夫球运动会员名册入手，调查高尔夫球运动会员名册中的公务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受贿嫌疑。” 事实上，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表示，以公务员的收入，一般不足以支撑高尔夫这一昂贵的运动，除非还有其他收入。 竹立家跟法治周末记者举例，在北京，一个科级干部的月收入大约3000多元，一个厅局级干部的月收入大约8000多元。“从收入的角度怎么打得起高尔夫球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你还要继续打，那就要查你了。” 国内很多所谓的教授和砖家们，在高谈阔论高球腐败时，基本上是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一个是高尔夫球场，一个是高尔夫练习场。去高尔夫球场打18洞，球，费用自然高些，但是去高尔夫练习场，一场球（200个），会员价也就60元左右，比打网球要便宜很多。正因为国内砖家们经常不调查清楚，想当然地头昏说胡话，导致大众们也跟着误解。 评论员高福生指出，将反腐视角瞄向高尔夫18洞球场这一特殊领域，可说是正当其时，很有必要。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频频现身18洞，甚至是54洞的高尔夫球场，有关部门不妨把此当作“举报信”去顺藤摸瓜，很可能在“瓮”中捉到腐败大“鳖”。 关键在于是否“违规” 不过，也有声音对禁止官员打高尔夫持反对态度。 有评论认为，法律既没有禁止官员打高尔夫球，也没有规定官员不可以加入某个协会。如果一个官员出于对高尔夫球的兴趣，以私人身份加入协会，用自己的钱打高尔夫球，“这是他的权利，上级无权干预”。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根本不必在官员与高尔夫球之间划这道不可逾越的红线。高尔夫球作为一种运动，每个人都可以打。只要管住公款，约束住权力，就不会害怕官员在高尔夫场上与资本进行交易。”相关评论说。 更有评论指出，正风反腐要“死磕”的不是高尔夫，而是裹挟在球场内外的利益输送、利益冲突等歪风乱象。让官员和高尔夫保持适度距离感，就是要斩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链条和网络。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高尔夫被污名化。对此，竹立家并不认同。“高尔夫球还在天上，没有走到人间。”在竹立家看来，高尔夫仍算得上是“富人俱乐部”，还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轻松享受的运动。 “再加上有些人通过权力去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些商人给官员送高尔夫球卡，把高尔夫球场当成联络感情、钱权交易的场所，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一度很严重，但不能说它污名化了。”竹立家说。 事实上，关于“官员与打高尔夫到底该保持多远距离”这一问题，并非没有官方答案。 2011年6月，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在中央外宣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党内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职务消费历来有严格的要求，“自费的活动，我们是不限制的。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用公款去打高尔夫球是有限制的”。 此外，2014年12月，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印发《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通知》，严禁现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并作出了“九个不准”规定，其要义也在于“违规”两字。 “关键的不是有没有规则，而是有了规则以后能不能执行到位，这是最根本的。”竹立家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