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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在了山盛高尔夫球场头上。11月27日，这个占地超1000亩、毗邻成都4A级休闲旅游胜地三圣花乡的球场，接到了停业通知，管理团队面临解散。 此前的11月21日，数辆铲车和推土机进场，成都天府高尔夫球场被官方清铲，成都地区整治高尔夫风暴自此掀起。 成都并非孤例。这一幕在北京、广东、山东、湖北等省市亦频繁上演。一场清理整治高尔夫球场的大幕，在全国迅速拉开。 政策“紧箍咒”源于一份官方文件—今年7月前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中央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发改社会[2014]1496号)文件。 该文件明确，全国各地高尔夫球场按照取缔、退出、撤销、整改四类要求进行处理。 按通俗解读，“取缔”就是直接关门；“撤销”主要针对在建项目撤销相关批准手续；“退出”是退出违法占用的地块；“整改”是球场针对违法违规的方面进行整改再验收。在时间点要求上，取缔类球场必须在2014年12月31日结束；退出和整改工作都必须在明年6月30日前完成。 据时代周报记者多方了解，本轮高尔夫球场整饬工作由中央最高层力推。这意味着中国高尔夫球场迎来了命运的节点，地方违建与国家政策长达10年之久的博弈将宣告结束。 10年来，我国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提速期，恰恰与政策禁止期高度啮合，新增球场超过400家。尽管有禁令，球场数量却野蛮增长。在未来，如何规范引导高尔夫健康发展仍将是重要命题。 清理整治大幕拉开 最近几天，观澜湖地产集团营销总经理洪刚的手机响个不停。几乎在第一声铃响，他就接起，不厌其烦地对会员、同行和媒体解释，“退出不等于关门”。 11月10日，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省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会议，要求确保在12月15日前完成全省5家球场的取缔工作，并要加紧开展退出、撤销和整改类球场的相关工作，严格问责机制。 11日，深圳发改委发文，明确了深圳15家球场的清查范围。深圳观澜湖等6家球场在退出之列，沙河高尔夫等9家球场须“整改”。 “我们的球场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兴建并运营的，土地、环评、立项手续均在1993年中已取得，土地性质就是高尔夫球场用地。”洪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深圳观澜湖这次被列入“退出”的主要原因是，按照新修的相关规划，部分球场地块属于二级水源保护区。 此前，湖北、海南、山东、北京等地已先后响应中央11部委的“清理整治通知”，对部分不符合政策的违规球场纳入整饬范围。湖北早在今年8月底，就对省内高尔夫球场进行清理整治，要求取缔球场1个、撤销1个、整改12个。这是自2004年禁建高尔夫球场以来，省一级政府首次以实际行动回应。 中央11个部委下发通知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6部委就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这6部委将采取分头和联合等形式，重点督查全国违规高尔夫球场。 其中，发改委重点督办顶风建设、弄虚作假的球场；国土部重点督办违法违规占地的球场；环保部则重点督办违法违规占用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球场；住建部重点督办违反城乡规划、违规占用风景名胜区的球场；水利部重点督办存在防洪隐患和违规取水行为的球场；林业部重点督办违法违规占用林地的球场。 在本轮重点督办的取缔、退出、撤销的高尔夫球场中，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承担督办的有22个。 “这轮排查后不久，国土部有能力全面摸清我国高尔夫球场实际建设量。这项工作早在10年前就已启动，但各个项目土地性质复杂，多个部门博弈，让国土部无法确信以往任何一组数据。”国土资源部地籍司的一位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按照上述官员的说法，清理整治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长期的政策滞后，给这项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这些球场如何统计、归类，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怎么定，以后如何规范发展，考验的是政府的执政智慧。 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04】1号文，要求各地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当年2月26日，国土资源部时任副部长寿嘉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到目前为止，全国经过国土资源部审批的高尔夫球场只有10个。” “这也就意味着，2004年以后新建球场都是违规球场。”崔志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审批暂停，但一停就是十年之久；尽管有禁令，球场数量却野蛮增长。 崔志强现任北京泛华新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下海”前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副主席。据其介绍，目前行业内普遍采用的全国高尔夫球场数据来自深圳朝向管理集团的“高尔夫白皮书”—— 521家。 实际数量远远大于这一数字，以上白皮书称，还有上千家练习场和在建或建成未营业的球场游离在统计之外。 而按唐高网的统计，我国高尔夫球场数量从2004年的178家增加到现在的585家，10年净增超400家。一位对高尔夫旅游颇有研究的人士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民间粗略统计中我国高尔夫球场约1200-1400家。 时代周报记者至今尚无法从官方拿到我国高尔夫球场数量的权威统计数据。 “有禁不止”的尴尬 “我国高尔夫建设经历了鼓励、限制和禁止三个阶段。”崔志强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促进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重要措施，高尔夫被引进中国，北京、深圳、上海、天津、珠海、中山等地陆续有球场建成，除了1990年9月开业的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以外，当时其余的球场都是外资投入建设的。 但诟病接踵而至，以抨击领导干部打高尔夫为发端，质疑“高尔夫是腐败温床论”渐成社会共识，政府的管辖随之益发严厉，球场用地被纳入限制性政策。 时代周报记者翻查资料发现，有关高尔夫球场的最早一道禁令，要追溯到1993年8月，当年国务院转批国家计委文件规定为停缓建设、不宜新建。1997年5月18日，中央下发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占用耕地、林地和宜农荒地用于高尔夫球场和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 目前被广为提起的禁建文件是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04】1号文，要求各地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高尔夫审批大门自此正式关闭。 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6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尔夫球场建设情况调查摸底；2010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7部委对高尔夫球场摸底。 2011年4月11日，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11部委签发特急的《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成立工作组，将本地区所有球场名单及违规球场清理整治情况汇总，当年6月底前报国家发改委。 2012年，环保部会同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在全国地下水调查评估中，对高尔夫球场进行摸底……直到今年7月左右，中央11个部委再次下发“清理整治通知”。 然而，这些“摸底”调查，最终无果—无论有关各部委还是“高尔夫大省”，均无任何信息公开。为此，今年5月新华社发表评论质疑：“一直在‘摸底’，一直摸不到底。” “法令规章不停地发，执行力却停滞甚至萎缩，其后果是严重的。”新华社评论援引高尔夫球行业资深人士说法表示，我国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提速期恰恰与政策禁止期高度啮合。 10年10道禁令难阻违规球场蔓延的尴尬。这在崔志强看来，最终是多输结局—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地方政府的信誉遭到质疑，投资商的利益亦受损。 “高尔夫球场属于多头监管，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主抓这个事情。”崔志强说，近年来，未经审批的高尔夫球场在登记信息中大都回避“高尔夫”字眼，往往偷换概念，以体育公园、生态园、休闲园、绿化项目、新农村建设等名义经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建设。 国土部地籍司官员亦向时代周报记者坦承，多年来，高尔夫球场禁而不止，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监管问题，当然也与以往政府文件和指令，以及各部门协调中的一些矛盾有关，“中央部委态度各有暧昧，国土部也不好跳出来当‘出头鸟’。” “一个高尔夫球场占地少则千亩，多则上万亩，如何能获得立项并运营？”长期游走于我国高尔夫活跃区域的高球教练谭毅向时代周报记者称，“没有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谁敢在禁令之下大规模建高尔夫球场？有了地方政府的庇护，投资商就有了回旋余地。一旦出事，由当地政府出面斡旋，甚至借机漂白。” “遇到高尔夫违建，监管并非不在场，而是不敢管，不能管，管不住。”云南昆明某国土局办公室人士朱建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地曾有一个案件国土部门执法100余次而奈何不了，“我们去了他们就停工，一走又干上了”。 “在云南，有很多省里招商来的房企巨头或央企大鳄，地方行政部门要想对这些企业实施监管，无异于胳膊对抗大腿。”朱建敏说，行政执法部门“监而不管”的坏榜样，会引发致命的破窗效应。 江苏苏北一县政府招商部门高小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高尔夫球场能为地方政府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一座18洞标准球场，投资至少1亿元，建成后周边土地价格至少翻倍，开业后即便按照10%的低税率计算，每年至少也会有250万元的营业税收和会员费买卖带来的1500万元的一次性税收，“领导大多政绩要紧，对高尔夫项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过就给过。” 而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在高尔夫项目建设中均有地产作陪衬。对开发商来说，高尔夫球场盈利状况并不理想、甚至亏损，配套的房地产才是真正盈利点，比周边地段项目溢价达三成。 反腐背景下的力度 崔志强很清楚，这一次动真格了，比以往来得都狠，“多年的雷声大雨点小，一度让圈内不少人有些麻痹，但现在都不那么乐观了，顶风作案和涉及耕地的，在本轮清理整治里概不能免。” 事实是，中共**以来，依法治国、确保政令畅通被提上重要日程。据时代周报记者多方了解，中央最高层力推了此轮高尔夫球场的整饬工作。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也强调，严禁在流转农地上建高尔夫球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国内高尔夫球场搞得太多，土地利用效率太低，与我国土地政策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制止土地使用浪费的基调相悖。 前述国土资源部地籍司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说，与以往走过场、罚款了事的处理方式不同，这次清查整治高尔夫球场是国家整体行动，力度巨大，将坚决取缔不合法存在的高尔夫球场，这也是与国土资源部上下的反腐决心成正比的。 “在中央大力反腐的背景下，土地管理方面出现的所有问题，作为监管责任方之一的国土资源部都会被追责。因此，国土资源部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位官员说，此轮高尔夫整治行动也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一致，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高尔夫属“贵族球”运动，在球场频频违规建设的同时，谁在消费一直引发外界关注。事实上，高尔夫球已成纪委重点关注对象。 今年7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反腐三人谈》节目中，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处长方文碧谈到海南前副省长谭力的落马细节：谭被中纪委调查之前还在外省，由私企老板陪同打高尔夫球。 在谭力之前，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因公款打高尔夫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原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入狱，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超过了50万元；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若昕夫妇落网，腐败目录里仅高尔夫会员卡一项就有百万元。最典型的例证，是2010年浙江温州的官员群体任职高尔夫协会事件，当地20多名现职副厅级至副处级领导干部出任了高尔夫协会的领导职务。 今年10月，中纪委公布中央巡视组对中粮集团的巡视反馈意见，提到“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等奢侈浪费问题突出”；审计署近日披露的央企审计报告也显示，华润集团公款列支高尔夫消费211万元。 “在国内，高尔夫会籍卡入会费最便宜的10多万，最贵的有200万，每年还要交不等的年费，打一场球一般场地最低收费200多元，在北上广则要2000元左右。” 江苏苏南某球场运营人士肖劲(化名)说，会员持卡有多少是自己掏钱办的，这个不好多说，大家都心照不宣。 肖劲说，其实仍有不少退休官员担任各大俱乐部的名誉主席、副主席等职务，但现在风声紧，不太露面或干脆辞职了，“在职领导避嫌，也不敢过来打球了；球场本身敏感，这个节点尽量少宣传，免得撞枪口。” 几个月里，李晓峰简直愁白了头，他是北京五环外某球场的运营副总，多方压力让他倍感疲惫。 球场在近年越建越多，有限的打球人口使得球场经理人走上了价格竞争老路。家庭卡、不记名卡、订场公司、分时度假卡等一系列促销戏法，已让他的球场生意冷清了许多，“去年以来，官员、国企等重头客户的减少，让本就疲软的营运收入更加步履维艰”。 危局中的希望 “每天即便不开业，也要一大笔开支，尤其是在水价疯涨之后。”李晓峰说，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将高尔夫用水纳入特殊行业水价管理，大幅上调高尔夫球场用水价格，用水价格从每吨61 .68元统一上涨至160元。 “按照调整后的水价，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水费每年平均近5000万元。”李晓峰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北京不少球场为省钱选择去附近农家买水。而像北京远郊的九松山高尔夫球场等因用不起水，一大片草地都变黄了，只能关门歇业。 高尔夫扎根中国的30个年头里，从没有像2014年这样冷清过。李晓峰没想到，以往被形象比喻成“绿色地产 ”的高尔夫地产销售，在地产和高尔夫两大行业政策调整之下，踌躇不前。 此轮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让整个行业“大兵压境”。今年10月，300多位球场经理人齐聚山东荣成，商讨未来如何救危图存。华彬集团董事局主席严彬是高尔夫业界资深人士，他在会上就鲜明指出：面对目前形势，特别是全国近90家球场面临“关停并转”，整个产业链都在遭遇严峻考验，“如企业收购和改造步伐放缓或者无法进行，一些有年头的高尔夫球场改造计划要延后，对从事球场设计、施工等的企业也都是坏消息。” 崔志强对时代周报记者坦承，北京市政府对高尔夫球场采取高压政策，除之前国家提出的严禁新建之外，也给续建、改扩建高尔夫球场堵上了大门，这对公司的高尔夫业务将带来直接影响。 “对高尔夫球场的处理态度，这次政府的态度不再暧昧，坚决要求还原，原来是防风林的恢复防风林，原来是滩涂的恢复滩涂原貌。”一位国土资源部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说，球场投资者的利益受损不是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政府没有赔偿的必要。 “这次清查，我们没有涉及耕地等问题，只有一些小整改，能熬过去。”李晓峰说最惨的是那些直接关门的球场，会员会费赔偿等都足够让企业破产。北京观唐高尔夫球场被铲除后，上百位会员登门向球场方索要会费。 海南一知名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李人帅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目前他一些朋友的球场已被关闭并要求恢复土地原貌，“这些朋友在电话里说到这些时，真的是哇哇地哭啊。” 安徽滁州琅琊山麓旁的冠景国际高尔夫球场目前已整体被叫停。投资商一纸诉状起诉了滁州国土部门。滁州南谯区法院的消息显示，诉讼理由是冠景不服国土部门要求其将高尔夫球场地块整改至“恢复原状”：“从土地投标到建设批复，我们冠景都经过合法审批。”目前该案尚未开庭。 遭遇严厉整肃的同时，一些高尔夫投资商也怀抱希望。据中央11部委文件，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的球场，待国家出台规范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意见后，符合规定的要重新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这份规范建设意见制定情况如何，有否具体的时间表？国土资源部有关官员建议时代周报记者询问国家体育总局，这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协调范畴。国家体育总局下属体建办有关人士则称，暂未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指令和计划。时代周报记者亦未得到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的相关回应。 “对中国高尔夫行业来说，最重要的当属制度建设。制度应是一座桥，能有效保证社会运行顺畅、合理、高效。”崔志强希望这座属于中国高尔夫行业的桥能尽快搭建起来. 作者：冯培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