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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盐田区人均高尔夫球场面积是其人均社区公园面积的8倍，福田区社区公园面积总和不及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宝安区(含龙华新区)5个球场总占地面积达2026公顷……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城市规划“失控”留下的历史欠账，深圳高尔夫球场遍地开花，成为深圳城市发展难以绕过的坎。(见8月25日《华西都市报》) 深圳高尔夫球场是城市公共资源差异的一个缩影，市民人均高尔夫球场面积是人均社区公园的十倍、甚至几十倍，这意味着精英阶层占有的城市公共资源是普通阶层的成千上万倍。少数人过多地占有社会资源，挤占了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公共空间，损害了社会公平。城市大量公共资源的“贵族化”，压缩了城市发展空间，制约了城市功能的均衡发展，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压力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等问题，都将凸现出来，即所谓的规划“后遗症”。 类似深圳人均公共资源占有量低的问题，在相当多的城市都存在。比如，时下颇为引人关注的“大妈现象”，大妈扎堆跳广场舞，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均城市公共活动场所占有面积畸低。很多地方城市优质公共资源被“圈养”的情况不在少数，公园被侵占成豪华会所，城市的湖泊、湿地、森林被高端的开发项目所独享等现象比比皆是。 所谓的规划“后遗症”，实际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缺少前瞻性、科学性、连续性，缺少对城市长远利益、整体功能和资源均等化的设计与坚守，最终留下的种种弊端与缺陷。造成规划“后遗症”的根源是建设的功利化与随意性。深圳高尔夫球场多是历史的产物，这些高尔夫球场，其实是开发商牟取暴利、地方政府渴望政绩形象等诸多利益冲动的交汇点，开发商借建设高尔夫球场之名，可以大大提升项目品质，提高楼盘价格；一些官员则认为，这样的项目可以加快城市化和旅游业的发展。 规划“后遗症”并不只是深圳一个城市的痛，深圳的个性问题背后的共性思维，在许多城市都找得到烙印。商业利益与政绩收益的最大化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城市功能与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处于从属地位，在建设中民生利益让位往往成了本能选择。诸如被称城市良心的地下管网配套、城市停车难、市民休闲健身难等问题莫不是如此。 规划“后遗症”不能总是等到痛的时候才感到遗憾。预防和根治规划“后遗症”，唯一的“药方”是强调规划的法治原则，将建设的权力关进笼子，增强规划的刚性，让规划立足于城市的科学长远发展，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突出环境资源可持续，让城市功能协调配套和最优质公共资源全民共享成为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