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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2年起，Steve Alexander(SA)便称中国为家乡，其目前身份是朝向管理集团的技术总监。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在国内监控公司各个项目的进展和质量。照片为集团总经理陈朝行和他在中国西北新疆的工地上面。 1992年乘飞机来中国高尔夫行业寻找工作机会，对SA来说就如同昨天一样。 16年后，带着丰富的阅历，这个悉尼人在中国高尔夫行业正进行巨浪洗礼时仍不停的穿梭。 在1992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为高尔夫运动的连续发展做了相当大的贡献。高尔夫的开发用地多为农业用地，教育水平和生活期望让其与房地产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一开始就参与高尔夫早期的大发展，很是让人大开眼界，这也有机会让我参与到在澳洲很难开展的一个行业—球场建造。我来中国的时候，这里不过20家球场。那现在大概有400多家球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可以给向我们这样的专业提供如此多的机会，但是中国做到了。 我在中国的这段时间，见过很多干这行的老外来来去去。我也帮助其他老外在这里寻找工作机会，但说实话，中国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我有幸参与的几个球场，其从规划设计、建造、到举办大型赛事都非常成功。这使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声，也使我有机会回头来选择到业主方工作。 我的第一次工作经历并不怎么样，业主不尊重合同条款。一个例子就是我上班时的交通，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一开始是有车供我用的，一年之后到第二年合同的时候，业主决定不再提供车给我了。他们给了我最后通牒，要么我住在工地旁边的一个小房子，要么我住在城里自己上下班。 由于我刚刚到中国，语言不通，但是为了显示我对工作的投入和乐于克服困难，最后，我上下班不得不挤公交车，有时候还要和家畜挤在一起。因为太拥挤，而我太胖无法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所以有时候还要从公交车的窗户跳出来。 这个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工地旁边的农民。在1993年的时候，许多中国农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外国人，因此，每到周一当地的村长就会来我的办公室邀请我去他家吃午饭，他用自行车载我去他家。在他家和一群来看热闹的人共进午餐，之后，这位绅士村长再用他的摩托车载我回去。这些独特的经历使我想留下来成为中国的高尔夫事业的一分子。 在头两年中我很少与其它同行打交道，唯一例外的是采购了石洛利的剪草机，其他材料如农药和化肥都是从当地采购的，效果也是好坏掺伴。当然，在后来随着进口产品的引进，这个才有所改观；现在，高尔夫球场的专业肥料和农药在国内都有生产。 SA参与建造了北京丽宫高尔夫球场，尽力使得建成后球场的养护变得容易 在经历了前两年的磨难后，我获得了一个能大大拓展能力的工作机会。我被介绍到深圳沙河球会做草坪总监，是由Gary player设计的。 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海边雀稗的球场，所以使得我有机会培养培训本土的员工，他们现在都成为了非常成功的草坪总监。由于我身兼建造总监和草坪总监，这使我从一名“种草工”转变为工程管理。最高兴的一点就是成功的保住了一块湿地，现场已经变为一块野生动物的繁育基地。 做完沙河球场，我被介绍到一路之隔的另外一个项——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中国最早的高尔夫俱乐部之一，他们准备改造整个27洞。在沙河磨合了三年后，我们团队移师到了这个新的项目。 在这里我第一次和Chris Steilberg、Theron Knapp尝试成立了一家公司，环球高尔夫工程公司（Global Golf Engineering），来监督、改造深圳高尔夫球场。作为项目经理，我常和许多中国高坛大人物打交道，这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再一次点燃了我工作的激情。 深高做完后，我一下子跃进了一个大项目-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其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球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里的经历只能一笔带过。我在观澜期间，这里从4个球场扩展到6个球场，参与到这么多人的球场项目中真是非同寻常的经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