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周末闲暇，孙孝瞳都会去威海的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比韩国那边便宜多了身为威海海纳开碧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孙孝瞳，是4年前从韩国来到威海的，现在威海已经成了他的“家”，“到韩国的公司总部就属于出差。”

　　在威海，孙孝瞳其实是过着类似生活的数万名韩国人中的一个。在这个3000多家韩国企业云集、3万多名韩国人常住的城市，“吸口空气润润肺，洗个海澡晒晒背，喝点小酒醉一醉”，是无论中国、韩国人都会念叨的顺口溜。

　　仅从经济层面上，威海更像是一个模糊了国籍的城市。“在一些街区，你很难分清这是在韩国还是中国。”威海商会会长邵永良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近来阴晴不定的朝鲜半岛局势并未影响到这里的祥和，“韩国人已经成为威海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也在享受着生活。”

　　“来自大韩民国的客人”

　　84岁的王允国老人，是第一个与威海方面达成投资合作的韩国商人。1990年9月15日，当乘坐首航的“金桥号”踏上山东威海的土地时，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威海出口加工区威海东源食品有限公司的一间办公室里，老人的思绪重回到了1988年12月。

　　当时，王允国等韩国人原本已经决定停止商谈，打道回府。双方的分歧在于：由于中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同意在合同中使用“大韩民国”这个称谓，要求使用“南朝鲜”。王允国无法接受。

　　“行装已经准备好了，等待回国。这时候，威海市市长李文全推门而入，他的第一句话是‘大韩民国的客人们，你们休息好了吗’。我知道，我们之间最大的障碍解决了。”王允国告诉本报记者。最终，合同中的国名标注是“KOREA”。

　　这是王允国第一次到威海。此后的十几年中，“具体到威海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起码有100多次吧。”王允国说，威海给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农村。“穿西服的人很少，到处都有突突响的东西，就是烧开水的。现在威海成了一个美丽的小港口，简直是个小纽约了。”

　　第一次到威海，王允国走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当时两国没有建交，要先到香港总领事馆办理签证，住一晚上，再到北京签证，再从烟台到威海。“当时年轻，经得住折腾。如果是现在，肯定承受不住了。”

　　其实现在已经不用折腾。威海到韩国仁川的班机每天有5班，空中飞行时间只有50分钟左右，而单程机票价格也只有人民币1000元上下。

　　王允国首次威海行的成果，是达成设立威东航运公司的意向。总的投资是100万美元，由韩方负责购买船舶。“等待中国政府批文的过程是最受煎熬的。”王允国说，“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就通过熟人在日本物色到了第一艘船??‘玉路丸号’，先交了10%的定金。可批文就是迟迟下不来。此时，卖船的日本人也看出了门道，提高了定金。”

　　焦急的王允国跑到日本去等中国方面的电话。因为当时中日已经建交，电话要方便多了。要不然，电话需要从威海打到济南，再转北京，再转香港，再转韩国。

　　当接到中方关于批文已经下来的电话时，王允国激动得在宾馆的走廊内大声喊叫。后来，“玉路丸号”更名为“金桥号”，正式开通了韩国仁川到威海的航运。“当时船上大多是背着大包的小生意人。而现在，很多都变成做国际贸易的大商人了。”

　　3万韩国人下威海

　　在王允国的身后，是滚滚而来的“韩国潮”。

　　在威海生活了近4年的孙孝瞳已经能够听懂汉语。他说，他也已经习惯了威海的酒文化。“威海人喝酒很猛，一大杯一口就干下去，很吓人。但威海人后劲不足。韩国人擅长持久战，晚饭喝了，还可以出去找个烧烤店继续喝。这时候威海人就不行了。”不过总的来说，“韩国人和威海人喝酒是‘半斤八两’。” 休闲生活就是打高尔夫球，“威海的高尔夫球比韩国那边便宜多了。”孙孝瞳说，韩国人在威海生活得很惬意。他们的收入水平是威海当地人的10倍以上，而威海的物价顶多也就是相当于韩国的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他两年前在威海购买了一套住房，面积170平方米，总价不到60万元人民币，“很值”。

　　商会会长的身份使得邵永良结交了许多韩国朋友。他介绍说，每年春节，都会有许多韩国人到他家过节。有些韩国人的孩子称邵永良为“中国爸爸”。他的一个“韩国儿子”今年报考清华大学不幸落榜，现在正在复读，以备明年再考。

　　许多韩国人的子女在威海当地学校读书，而韩国人也没有感到这有什么不好。用一个韩国人的话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蕴藏着许多机会。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将来能够更好地抓住中国机会。

　　韩国人眼中的中国“第三城市”

　　韩国人成了威海当地高尔夫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威海市旅游局助理调研员鞠院洪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如果少了韩国这个客源，威海的高尔夫球场很难经营下去。

　　“80%的客源是韩国人。”威海泛华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策划主管孙瑜告诉本报记者，“在威海当地的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