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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出生于日本富士山脚下的高桥秀树，坐飞机到香港，再坐船赴澳门，辗转终于到达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如今56岁的他依然还记得，他到达的那一天是1984年的1月10日。在中国一待，就是30年…… 去“中国”为什么要护照 当接受朋友赴中国的邀请时，高桥毫不犹豫，他以为要去的是日本的“中国地区”…… 高桥来中国前，是个厨师——专攻日本料理。1983年11月，高桥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明年1月，我们公司要去中国建球场啦！”他们希望高桥推荐一个厨师，来负责他们二三十人在中国的日常饮食。恰逢高桥在第二个餐厅毕业，他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去吧。”（注：日本的厨师要合格，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去不同的餐厅工作。） 在等待去中国的时间里，他还在舅舅的餐厅帮忙干活。在被问到有没有护照时，高桥疑惑了：“去中国为什么要护照呢？” 原来在高桥当时应许时，他以为要去的是日本的“中国地区”（注：日本的“中国地区”其实是中部地区的意思，今大体包括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5个县，相当于我国的省份），他压根没想到他要去的是日本近邻的另一个国家——中国。 “这样也是可以的啊。虽然环境差一点，但有朋友在，我们一块工作就挺好的。”25岁的高桥得知要去的是另一个国家时，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办完护照，3个月之后，高桥和二十多个日本人，带着设计图纸、建筑材料，出现在了珠海的一大片荒地上。 新中国第一座开工的球场 高桥每周经人民公社批准去澳门购物，给二十多个建球场的日本人做饭 这片荒地有两个宏大的计划：兴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会——珠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注：1991年后，更名为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和第一家大型现代化游乐场——珍珠乐园。投资方是日本高尔夫振兴株式会社，也是首家进入珠海投资的日本公司。1983 年春，广东省外经委特批了这两个项目，珠海市政府开始和振兴会社携手合作。（注：珠海在1980 年8 月被批为经济特区，可以创造投资环境，来鼓励外商投资。） 1983年，中国还没有一座高尔夫球场。在美丽的谭家湾畔，依山面海之间，两个项目落地了。珠海高尔夫俱乐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开始建设的球场。高桥到中国时，球场已经开始种草、建发球台和果岭了。 在高桥的印象中，初到珠海，市内都是两层平房，只有市政府和海关大楼是高楼。市内只有一个红绿灯，晚上走在路上是没有路灯的。城市的面貌，仿佛他八九岁时在日本见到的光景。 珠海的物资还比较匮乏，没有日本酱油和他们爱吃的水果。因此，高桥每周都去澳门采购一次。 要去澳门，高桥首先要向派出所递交申请，派出所再向人民公社申请。经人民公社审核，公布可出行名单。然后，高桥拿着人民公社的证明，沿着珠海拱北口岸过关，走向一水之隔的澳门。“那时出现在珠海大街上的女孩是不穿裙子的。衣服的颜色单调、普通，没有很亮、新鲜的颜色。此外，珠海的游客不多，只有少数从澳门进来旅游的日本人。”高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采购完，高桥就回到占地200万平方米的球场工地上开始做饭。这么一做，一年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建成后没能及时开业 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在1984年夏天建成，等到八九个月后珍珠乐园竣工时才开业 “其实球场在1984年夏天就竣工了，但是日方希望球会能和珍珠乐园一起开业。所以球会最后真正开业，到了1985年——在珍珠乐园建成的时候。”1985 年入职做后勤，如今担任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副总经理的胡卫民回忆说。 就这样，珠海国际错过了成为“第一”的机会。1984年8月25日，较晚开工的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开业了，成为新中国第一座开业的高尔夫球场。 9个月后，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和珍珠乐园同时开业。在珍珠乐园的大门口，时任珠海市市长梁广大、日本天皇的妹妹池田厚子等参加了剪彩仪式。 开业之后，管理层希望高桥能继续留在中国——做球会的餐厅经理。不仅因为他对球会的熟悉，也源于他语言上的优势。在珠海的一年多，高桥已经能自如地和中国人进行交流。 高桥不是语言天才。初到中国时，高桥会说的中文只有两句：“这是什么？”以及“多少钱？”慢慢地，在菜市场和球场工地上，高桥学会了更多的语言。有段时间，高桥疑惑了，有一种水果居然有三种表达方式——发音完全不同。 后来，他才知道，在懵懵懂懂之间，他已经学习了广东话、普通话和珠海本地方言三种语言。他不着急刻意区分这三种语言。等慢慢熟悉了这三类语言，他再把这三种语言区分开来。后来，他见到哪里的人，就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对话。 在做饭之余，他还开始慢慢接触球会管理、草坪管理等知识。 直升机停在了3号果岭上 “算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高尔夫球场。”球会的管理层没有太追究直升机停在果岭上的“惨剧” 开业之后，珍珠乐园每天都游客如织，相反，高尔夫俱乐部的生意却很冷清。“有时候一整天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到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客人才多起来。”当时在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工作的一名知情人士说。20 世纪80 年代，来打球的客人多是日本人、在香港的日本人、来中国旅游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中国内地的球友。 刚开始，球场四周是没有围栏的。周围的居民没见过、也压根不了解“高尔夫”这个新奇玩意儿。女人跑到果岭上，把旗杆取下来，拿回家晾衣服。小孩抓起洞杯，坐在果岭上就开始玩。 让高桥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架中国民航的直升机停在了3号果岭上，几秒后上升，又降落在另一个果岭上。 这一举动，惊动了球会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慌忙给珠海市政府打电话，才制止了直升机停在第三个果岭上的“惨剧”。 事后，高桥才知道，一名业务不过关的直升机驾驶员正在学习如何降落——他们的飞行目的地是圆圆的停机场，但他们错把果岭当成了降落场。幸运的是，果岭没有太大的损害。 “算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高尔夫球场。”球会的管理层没有太计较这件事情。 张连伟梦想开始的地方 珠海高尔夫俱乐部见证了“中国高尔夫第一人”张连伟与高尔夫结缘的所有故事 1985年，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建成时，珠海市体委有意培养高尔夫人才，20岁的张连伟，由于高中时是不错的标枪运动员，由此获得了去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工作的机会。 张连伟在珠海高尔夫俱乐部的第一份工作是球童，给客人背包递杆擦球。凭借对高尔夫的兴趣，张连伟每天刻苦练球，但没有教练的指导。 和他同去的还有其他四个人。“好几个人过来，只有张连伟坚持下来了，有些人不到一个礼拜就走了。”高桥一开始对张连伟并没有印象，直到来的人陆陆续续离开了。 高桥和张连伟的友谊是在“刮水藻中”慢慢建立的。“夏天，水藻长了好多，不好看，我和他一起下水去刮水藻。后来，我们发现中国没比赛，就安排张连伟去日本学习，第一次就去了半年时间。”高桥回忆说。 1987年，在一次比试中，张连伟的4号铁开球距离远过了球会经理的1号木开球。从此，球会同意张连伟在下午3点后练球。其实，除了打球外，张连伟在珠海高尔夫俱乐部的工作量非常大。剪草、耙沙，给在球场内的球童送饭……张连伟什么都干。“每天早上，客人没来前，我给18个洞的果岭上插旗杆，晚上客人走了，我又把18洞的旗杆收回来。当时骑摩托下球场，我一手掌着车把手，一手抱着一堆旗杆，下雨路滑的时候经常骑车滑倒，摔得‘ 狗吃屎’。”张连伟在之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如此回忆道。 1990年，张连伟离开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加盟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他刚进珠海高尔夫俱乐部时的月工资是170元，5年后离开时也不过250元。 史上唯一一次取消成绩的职业球员考试 个别组前三天的成绩都是80多杆，第四天全是67、68杆，中高协调查后下令取消考试成绩 1992年，亲历了建设、维护和经营球场的高桥被提拔为珠海高尔夫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1998年，他被扶正，成为球会第五任总经理。上任当年，高桥就开始与中高协合作，在珠海高尔夫俱乐部办第六届职业资格考试。（注：中国职业资格考试于1993年开始，一年举办一次。2000年以后，改为一年两次。） “这段历史估计没什么人知道，这是中高协第一次取消职业资格考试成绩，也是唯一的一次。”高桥说。 当年参加考试的有二三十名球员，每组三人开始考试。赛后，高桥查看各组球手成绩时，发现有两三组球员，前三天打的都是80 多杆，但第四天全是67或68杆。他觉得事有蹊跷。 “这几组球手都刚好压线通过了考试要求的杆数。”当时负责职业球员考试的中高协秘书长崔志强也提出了相同的疑惑，他也在考试现场。那一次职业考试，对男子的平均杆数要求是74杆，女子76杆。这两三组球员的成绩，四轮平均下来，刚好通过了考试线。 高桥找来球童做调查，才从个别球童那里得知，有几组球员集体作弊，并且互相包庇。他们还贿赂了球童——给每个球童200元到300元不等的“ 封口费”。但大部分球童都不愿意站出来说出实情。 崔志强非常懊恼，却又无可奈何。因为那些“有作弊嫌疑”组别的球员始终不松口，球童也只是含糊地表示“他们（考试的球员）也不容易”，但拒不透露具体情况。深入调查之后，中高协和球会始终无法“揪出”全部的作弊球员。 中高协只能决定，取消全部球员的考试成绩。高桥也一狠心，解聘了全部球童。 后来，中高协在珠海高尔夫俱乐部重新选定日子，又进行了一次职业球员考试，还请了林少茹、黄丽霞等十多名来自深圳的职业球员，为每组参加考试的球员做记分员。 “那时球员的实力确实不够好。第一届职业考试，一名球员都没通过。第二次，只有少数几名球手考上了。”高桥说。 2001年，高桥北上，担任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结束了在珠海高尔夫俱乐部15年的工作。 从1984年到2014年，高桥亲历了珠海高尔夫俱乐部的成立，也见证了30年来中国高尔夫的长足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