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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白纸黑字地印在赛事背景板上或新闻通稿里，“由中高协批准”历来是国内高尔夫球赛事的“规定动作”，中高协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也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有一项赛事从诞生起就从不完成“规定动作”，也从不遵守“潜规则”，它的赛事定位也很飘忽：2010年叫日巡次级赛，2011年叫日巡特别系列赛，2012年叫亚巡次级赛，而前天在成都观岭球会结束的新蒙迪欧公开赛又是一场“和日巡赛亚巡赛合作的特别系列赛”。这些赛事几乎有个共同特点：都由国际体育管理有限公司(ISM )主办，都未经中高协批准，都另辟蹊径通过地方高协和体育局“落地”，都在开赛前曾被中高协叫停，都难以规避近5年来不受中高协欢迎的“亚巡赛”这个字眼，球员阵容中都有5年多来无缘中国内地正式比赛的亚巡日巡选手军团，都有几个在中高协赛事上几乎不露面的国内职业球手(其中包括当年被传遭中高协封杀的叶剑峰)，这些要素，都足以使之贴上敏感的标签。 惊魂：从书面叫停到口头批准 5月中旬，也就是新蒙迪欧公开赛开打前三周，四川省高协收到一份来自中高协的公函，对方要求停止举办这场将于6月5日在成都开打的总奖金180万人民币的比赛，赛事的几大合作方亚巡赛、日巡赛、台巡赛等也都接到了来自中高协的询问函。 据透露，这些合作方一致回复中高协，大意是：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商业比赛，巡回赛的宗旨是让球员有更多的比赛，如果能满足赞助商的要求，我们都会派球员参赛。赛事主办方、ISM的执行董事郑军随即进京解释和“理论”，最终书面叫停变成口头批准，一度动摇的球场也回心转意，比赛才免遭流产。 其实，类似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地发生在前几次有惊无险的比赛上。2012年底，中高协曾向海南省文体厅发函，要求终止一周后即将开打的亚巡次级赛——— 美兰邀请赛。 “我一直将这些比赛定义为商业赛，商业赛和职业赛其实很难区分，”郑军说，“我的办赛方针是商业化、专业化、娱乐化，要专业化，就必须寻求巡回赛组织的合作，所以我坚持和日巡亚巡合作，这也是中高协现在已经失去的两个合作伙伴。既然是商业赛，赞助商就是第一位的，比赛按相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备后，我觉得不存在要找谁审批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中高协计划内的比赛，我也没有打算和中高协合作，以前尝试过，但无法达成一致。” 郑军认为，中高协至今仍在执行10年前甚至更早的赛事管理办法，“其实，这么多年来，国家很多文件都要求改变原来的办法，但中高协一直没有改。”“我认为，国内的职业赛，应该分为中高协的职业赛和商业化的职业赛。”郑军说。 中高协对该赛事持什么态度？中高协官员昨天未回复记者的短信采访。前中高协秘书长崔志强则认为，现在体育赛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多元化的，中国也不应例外，“赛事到底该谁来管，谁来批，不是谁说了算，而是要有依据，在法律上经得起推敲。比如你说这个比赛不能办，为什么不能办，我办了会受到什么处罚，处罚的依据又是什么。高度商业化的赛事应该遵循市场规律，市场经济就应该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办事。” 球员：压制比赛就是压制高尔夫 在新蒙迪欧公开赛的日巡亚巡军团中，有几位亚巡赛名将5年前都是内地赛场的熟客：汪德昌、林文堂、蔡启煌……而这几年，他们都成了这项“违规”赛事的熟客。 台湾名将蔡启煌算了一下他在2009年之前以亚巡赛选手的身份来大陆参赛的次数，“有10多次，但这几年没有了，挺可惜的，我个人是支持亚巡赛的，同一亚洲多数是韩澳选手，这使中国选手跟亚巡日巡选手的交流比较少。” “内地的比赛都要经过审批，这在台湾地区和国外都不可能发生，体育单项协会不应限制比赛，压制高尔夫比赛就是压制高尔夫，”蔡启煌说，“据我所知，中高协禁止国内球员参加未经批准的比赛，如果参赛还要禁赛。我想借用姚明在今年两会的提案，职业化水平很高的项目国家应该放开，不要再搞审批。” 蔡启煌指的是2010年那场日巡次级赛——— 凯美瑞邀请赛的风波，包括著名球手张连伟在内的4名球员遭到了中高协禁赛一场的处罚，那场比赛也被认为是“非法”的。 时隔4年，张连伟又参加了一场“非法”赛事。作为领衔选手，49岁的老将对该赛事予以了肯定：“这个比赛挺有国际味道，有很多国外选手。目前国内的职业赛，中锦赛以国内选手为主，美巡中国赛现在有不少老外，但迟早也会以中国选手为主。” 对于再度置身敏感赛事，张连伟说：“我的观点是，这是职业比赛，职业选手有选择权。” 记者 顾晨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