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对职业球员可能犯下的错误里，最大的应该是让他改变握杆。从帕克· 麦拉奇林身上，我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2008年他夺冠后找到我，我认为他左手太强势，于是建议他握杆改得更中性一点。帕克照做了，结果他释放杆头的方式发生了严重的改变，很难再和对目标的瞄准相统一。他陷入低谷并丢掉了参赛卡。后来我建议他换回原来的握杆方式。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他挥杆的其他方面来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

　　我对坏脾气的人不太理解。生气永远没法帮助你打好球，只会让大量的肾上腺素进入身体系统。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人为什么要故意做这种会让你感到痛苦的事呢?

　　经验证明，挥杆风格和挥杆动作是两码事。上杆过大曾被当做严重的挥杆错误，但斯图尔特、卡波斯、诺曼和尼克劳斯的上杆都有点大，却并不影响他们打球的效果。所以这是挥杆风格问题，无须太在意。而挥杆动作是挥杆的运动和位置，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人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里面包括杆面位置、挥杆轨迹、击球角度、横向和纵向的挥杆平面以及击球扎实的程度。如果吉姆· 福瑞克的父亲强调挥杆风格而不是挥杆动作，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福瑞克是什么人。

　　科学不能把高尔夫完全解释清楚，但会让高尔夫越来越科学。节奏和速度是挥杆的两部分，过去是不可量化的，但现在可以了。而计划在树后救球的球手会在心里描绘出这样的图景：球从第一个树枝下飞过并在飞越第二个树枝前向右转，最终落在距离旗杆5码并带有合适的倒旋时。这个时候科学就望而却步了。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夫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想象力超越了物理科学能够实现的范围。

　　无论从挥杆方式、球杆、打球风格和训练方式上，都没有100%完美无缺陷的选择。就说布巴· 沃森，他是美巡赛上练习场的王者，他在练习场打出的每一杆都可以不同，而每一杆都有他特定的目的。但在球场上，可能一个9号铁打出的中等高度直球要更靠谱时，布巴会选择打一个低飞并带有右转30码奔向目标的球。所以说，即便是他这种惊人的创造力也有造成麻烦的时候。

　　有些课程不能学。学了的话，那可能是教练的错误，也可能是你的错误。如果你没有特定的目标，教练很可能根据他们的想法来改造你的挥杆。他们可能会尽力改变你的挥杆平面，而你也许只是想要学会用1号木打出小右飞。你要提出问题。要告诉教练自己怎么学最好，要求他解释这种变化，要他演示给你看或帮你找到正确的感觉。而且一定要告诉他，你准备花多少钱学球。

　　现在有两种人：竞争者或合作者。我觉得自己是个合作者，是帮助别人的人。我喜欢平和与稳定，有同情心。如果有人和我打球，7洞就输了4洞，那我很可能会为他难过，而不是继续掐紧他的脖子。

　　看了那些被批评后我对媒体说的话，我畏惧了。我一直很努力消除年轻时的不安全感、防备心理以及过于敏感的性格，那时候的我极其在意别人的评价和想法。我曾经习惯了这个外表、身高、金钱、受欢迎程度和个人气质比其他都重要的社会。我还不得不意识到一个人成功与否就是以豪宅和好车来衡量的。我甚至被这些东西困扰到几乎窒息。后来，慢慢地我发现，这种成功标准并不正确。现在我有了更高的境界，但受到批评时，过去那个太在乎别人的想法的小男孩还会在我身后探出头来。就在我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他时，他又出现了。

　　有个球员给我写过信，说他“在等待促使自己前进的动力”。我想—— 但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 这种动力不是等着就会有的。动力是自己创造的。另外在一轮结束后我不想听到的是： “今天我不太顺。”这话明显没有责任感，人的天性就是要怪罪偶然客观的条件。但如果你老觉得有不可知的力量在阻止你，那就别打高尔夫了。

　　有时候我想对贾斯丁·罗斯说：“罗斯，你觉得你的挥杆和看起来一样好吗?”我会指出积极的方面，作为鼓励也作为他在正确方向努力的肯定。教练要指出缺点，但指出优点也非常重要。即便是菜鸟也能做对一些事，否则他连球都碰不到。

　　当老虎伍兹已经在美巡赛上征战15年后，有人问为什么美巡赛上的少数民族还是这么少。与其说是种族问题，不如说这应该是个社会经济学问题。一旦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和白种人一样时，我们在美巡赛上就能看到更多的种族了。但我觉得，我现在更关心少数民族文化程度问题，而不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职业球员。

　　里奇·福勒因反戴帽子而被警告，首先是在奥古斯塔，而后是在夏洛特。为什么要这样?高尔夫已经在不断失去参与者了，这项运动极为渴望能有新成员加入，而他们就来自更喜欢极限运动的新一代。这些年轻人显示了对高尔夫的兴趣，但你却因为着装问题对他们表示愤怒，那他们很可能说声“谢谢，那我们还是不玩了”，然后继续越野飙车了。那些反对里奇反戴帽子的人应该看看和里奇着装相似的观众，然后扪心自问： “我希望他们也离开高尔夫吗?” 卢卡斯· 格洛弗能留长须，而里奇不能反戴帽子，真让人费解。高尔夫还没到要管这么多的时候。

　　父亲让我像明天结束时就要死去一样活着。不是要痛苦地死去，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在剩下的时间里我要做什么?我还会担心记者写些什么让我陷入困境?我还会担心税务局又要剥削我1000美元?不会。我会整天和父母妻儿在一起，我也许会喝点啤酒。我会去想那些让我快乐的事。